近年来，法院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层面都越来越重视类案检索工作，以期达到“类案同判”，进而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法律目标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政治愿景。
随之，律师在诉讼案件中提交类案，甚至“类案检索报告”，试图影响待决案件的结构，也风行一时，成为标配。但根据笔者的工作实践，律师在这个工作上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归纳总结。
以最近公布的某高级法院的一份二审判决书中关于类案的记载为例：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补充提交了三组材料：第一组为（）最高法民申号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号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申号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终号民事判决书；第二组为（）渝民申号民事判决书、（）鲁民初号民事判决书、（）浙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组为（）最高法民再号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坚持认为上述材料均为新证据，拟用类案裁判文书证明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被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材料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形式，对本案亦无参考价值。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类案裁判文书与本案争议无关，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形式要求。
一、“类案”裁判文书，是证据吗？是二审“新的证据”吗？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什么是“证据”并没做出规定，但通常认为证据是证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的材料。“类案”裁判文书，只能是载明已决案件的“案件事实”，对本案的案件事实仅仅能起到论证“案件事实相同或类似”的作用，无法起到“证明”作用。因此，上诉人在二审阶段提交了多份裁判文书，不构成证据。也就更不可能是二审“新的证据”了。
二、“类案”裁判文书，何时提交？是当庭还是庭后？
笔者理解，很多律师之所以将“类案”裁判文书作为“证据”提交，并不是因为对证据概念的误解，而是为了有机会当庭向法官说清楚，避免庭后提交了法官不重视或者根本不看的现实情况。
但笔者认为，作为法律人，现实情况不能作为我们混淆概念的理由。
其实，律师完全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提交“类案”，并做出充分解释说明，庭后再提交类案裁判文书供法庭参考。
三、“类案”具有天然的“相同或类似性”吗？
上面列举的某高院判决载明，上诉人提交了系列“类案”后，“坚持认为上述材料均为新证据，拟用类案裁判文书证明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判决书用了“坚持”一词，部分呈现了法庭的场景，但并没有记载上诉人是如何论证“相同或类似性”的。
这一点，据笔者观察，也是律师同行经常忽略的地方。看到有律师在法庭上或者法庭结束时，将一份或者几分判决书交给法官，同时简单一句话“类似判决，请您参考一下”。殊不知，两份判决的“相同或类似性”并不是天然的，需要发掘、归纳、呈现出到底是“案件事实”上的相同或类似？还是“法律适用”上有哪些一致性？这才是法官最希望在较快时间内得到的信息，才是决定法官是否有必要看一遍、甚至参考你提交的“类案”的关键。
因此，律师在法庭辩论阶段提交类案时，应首先在提交类案时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出待决案件与类案之间的“相同或类似性”，激发法官的兴趣。
例如，笔者代理的一个保险合同纠纷，待决案件的焦点问题是“被保险人在使用锅炉时违反了特种设备使用的诸多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重大过失？”。我们当庭提交了其他两个高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并且当庭说明：某高院在一个仓储保险案件中，认定被保险人在危险品仓库区域燃放鞭炮构成重大过失；某高院某旅行社责任险案件中，认定旅行社组织游客潜泳但没准备救生设备构成重大过失，这两个案件被保险人的行为过错程度、危害性均小于本案锅炉违反使用行为，利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既说明了类案判决与本案的类似性，也表明了本案如果做出类似判决具有更高的正当性。
四、只提交“类案”裁判文书，够吗？
除了在法庭上简要说明类案之外，律师还应在庭后尽快提交裁判文书全文。实践中，很多律师经常只提交文书，笔者认为是不会够的。
笔者认为，律师应提交一份类案判决核心观点汇总表，并附裁判文书全文。
汇总表的核心要素包括，类案判决的时间（近期的，太久远了参考力弱）、法院（层级太低了参考力弱）、基本事实的相同或类似性（参考的前提）、裁判观点，并按顺序附带文书全文。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裁判观点，应该使用裁判原文，避免出现律师归纳总结的观点。法官如果把前文的“裁判观点”与后附原文对比发现“略有不同”，就会得到所谓的类案“裁判观点”只不过是律师“代理意见、我认为”的翻版，参考这份“类案”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随手丢进了废纸篓。
后附笔者提交两份类案观点汇总表，一起探讨学习。
1.违规使用锅炉是否构成被保险人重大过失？
2.FOB条件下交换托运人是否对货物具有控制权
张洪涛
二级合伙人
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
专业领域：争议解决、海事海商与航空航天、银行与金融、跨境投资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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