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出生于公元32年。
这一年，在王莽的新朝被造反民众颠覆后出现的各路军阀的十年混战，正接近尾声。中国还剩下两个“皇帝”，已控制中原的汉光武帝刘秀，在益州建元“龙兴”的成家皇帝公孙述。夹在两大中间的，是陇右王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隗嚣已与公孙述结盟拒刘，因而窦融的向背，便是两帝争胜的关键。三年前，窦融已决策东向。据说“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的，即为班固之父班彪(注：班彪的事迹，见于《汉书》卷叙传上，袁宏《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卷13和帝纪永元四年，范晔《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上等。三者的陈述互有矛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纪由刘攽任初稿，提及班彪有多处，大致依据范书本传，参照袁纪，但编年及文字，与二书或有不同。此处引文，见《通鉴》卷41汉纪33光武帝建武五年，而《汉书》叙传、袁纪均未提及此点所本；范书亦仅云“彪乃为融画策事汉”，而《通鉴》则改作“彪遂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焉”。类似叙述文字不同，尚有其他例证，本文引用，但择信而征，不再逐点详考。)。到这年，刘秀进军陇右，与窦融会师，击败隗嚣，于是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注：前揭范书卷17岑彭传。传谓乃建武八年(32)，光武帝敕岑彭书语。按，岑彭是明帝永远三年(60)表彰的“中兴功臣”，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以后班固奉旨作功臣列传，或系范书所本。)
又过四年(36)，公孙述亡。依然据守河西五郡的窦融岂能安稳?当年即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窦氏全族和所有官属宾客，都奉诏入朝。其中就有从事班彪。五岁的班固也随入洛阳。
在西汉晚期，班彪的姑母被汉成帝选为婕妤，于是北方大牧主班家，顿成国戚。他的伯父班斿，得成帝赏识，命助刘向校书，并被授予向皇帝朗诵新校本的阔差，因而获赐宫廷藏书副本，又顿成文化贵族，“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注：前揭《汉书》叙传上。)班彪生得晚，但扬雄死时已十六岁，而且班婕妤仍在，有机会既听扬雄辈高论，又聆近世宫廷秘辛，当然还曾饱读家藏赐书。(注：班彪卒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五十二，见前揭范书本传。据此推算，他当生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3)，王莽居摄元年(6)年四岁，新朝始建国元年(9)年七岁。天凤五年(18)扬雄卒，班彪仅十六岁。故《汉书》叙传称扬雄为“父党”，必为班彪自纪，指扬雄乃其父班稚一代人。班婕妤在成帝中失宠，此后终身陪伴婆母王政君。由《汉书》卷10成帝纪赞，谓“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云云，可知班彪少年时还曾数见班婕妤，必于新朝中仍在世。又，叙传谓“家有赐书”，乃指班彪次伯父班斿所获成帝赐予的秘书。班斿卒后，由其子班嗣掌管，并决定是否借阅予人。)这对他以后续补《史记》，都有莫大影响。
新末大乱，班彪避难前往天水投奔隗嚣。他的选择并非盲目。隗嚣年青时受新朝国师公刘歆器重，被辟为“士”，是国师的属官，可知颇有学问，或许也曾造访班府，参与名流聚会。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公元25年隗嚣自称西州大将军，天水立即取代三辅的文化中心地位，吸引了大批名士前往任官入幕，宾客名单里就有班彪。(注：隗嚣于公元25年在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以好士著名，原汉都三辅地区士大夫多奔附。然所任官属名职，袁宏光武帝纪建武元年，范书本传大同小异。唯《通鉴》汉纪32光武帝建武元年末所记，与袁、范书有较大差异，而称“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尤为二书所无。当别有所本，今从之。)
较诸在西州参政的经学名家郑兴、申屠刚、杜林之流，宾客只是备顾问的角色。班彪等了四年，到隗嚣复汉七年(29)，才蒙主子垂顾，要他谈谈历史废兴。班彪怀恋家族在故国的荣耀，声称“汉必复兴”。隗嚣怫然，说他知往不知来，“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得之，时民复知汉乎?”(注：隗、班对话，前揭诸书均载，然《汉书》不言何年，范书同；袁纪置于建武六年(30)；《通鉴》则系于建武五年四月，今从之。)
这次对话，显然冲击了班彪的信念，以为“狂狡之不息”，因为群雄都抱有隗嚣同样的心态，“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注：此为《汉书》、袁纪语，《通鉴》则谓隗嚣称“秦失其鹿”云云，“彪乃为之著《王命论》以风切之。”)。这篇文章，古近学者引了又引，无论叹赏或者批判，无不在重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以及悖命必折寿伏诛之类詈骂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文内这样一段话：“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注：按《王命论》，《汉书》、袁纪所载相同，范书仅述提要，《通鉴》则有删节。此据袁纪。)其意谓何?容后再析。
文章呈给陇右王，回应是拒绝。班彪不得不另投主子。他选择了也是前汉外戚世家的河西大将军窦融，时间即在他与隗嚣辩论的同一年。前述班彪任窦融从事，替窦融画策事汉。不过此事初见于五世纪初叶范晔的《后汉书》，这以前三百年里的史著，如班固的《汉书》叙传，袁宏《后汉纪》光武纪等，都没有提及窦融决定支持东帝刘秀，是班彪的建议。司马光《通鉴》，据范晔的班彪传，继言班彪在刘秀与公孙述决斗中，起了扭转双方态势的幕后机括作用，仍属有待证实的疑问。
也如前述，班固生于河西，至五岁方为汉臣班彪之子。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隗嚣穷饿自杀，公孙述拒降被杀，窦融也因利用价值已尽而被迫举国迁洛，班彪并没有因著《王命论》，或者可能促使窦融附汉，而受汉廷重用。时人已指出光武帝心胸远不如他自认的汉高祖阔略。这个南阳土财主，帮派意识极浓，大者只信南阳宗族故旧，次者但用称帝前后效忠于己的功狗，而对曾拥兵自保或曾事二姓的臣僚，酬庸越厚，信用越薄。窦融便是显例(注：参看前揭范书卷23窦融列传，卷24马援列传。又袁纪、《通鉴》对于刘秀任人唯亲，好用权术，自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实则以图谶为圣经，用人决事均依伪造的图谶“神道设教”等等，多有揭露和批评。)。光武帝闻知窦融在河西的文雅章奏，都出于从事班彪的手笔，他还能信用其人吗?所以班彪入汉，得皇帝召见，却初官司徒椽，一任徐令，便长期赋闲，到晚年又任望都长，一个二等县长，就在建武三十年(54)死了，实龄五十一岁。他的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女儿班昭，都曾名垂青史。(注：参看前揭范书本传附子固传，又卷47班超传，卷84列女曹世叔妻(班昭)传。)
班彪三易其主，而以事汉终，达十八年，大半岁月在坐冷席，带来的意外好处，便是能够潜心研经讨史；由王充拜他为师，可知也曾收徒讲学。他的著述不多，除《王命论》外，尚存的只有一二篇奏事，以及为《后传》所作总叙性的《略论》(注：《汉书》叙传，未载班彪著《后传》事。事见前揭袁纪和帝纪永元四年，范书本传。但《略论》之名，见范书；袁纪仅称“略曰”，文字只引范书所录前半。)。
顾名思义，《后传》就是续写司马迁未及见的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其实也对司马迁关于前汉史的帝纪列传，作了修补。班彪的目光，专注于从刘邦开国到王莽代汉的前汉兴亡过程。由于刘秀与公孙述争帝，特别借姓氏来宣扬自称汉帝的历史合法性，所谓“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注：见光武帝致公孙述书，载清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2。《通鉴》汉纪34建武六年(30)，曾节录光武帝此书驳公孙述“自陈符命”，称谓署曰“公孙皇帝”，可见当时刘秀仍承认公孙述是蜀帝。)，班彪岂敢据实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不过他对隗嚣，还说王莽曾“即真”，做过真皇帝，而《后传》的“略论”，又避谈此书的下限，一副欲语还休的窘相，透露他实际以为前朝至王莽代汉已亡。因而不论班彪有心或无意，他对《史记》汉史部分的修补续作，都开创了“断汉为书”的雏形。
(二)
历史编纂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中间总有过渡性论著。司马迁整合古典时代各类历史记录，发现不同形式之间，具有结构的内在联系，可以也应该通过扬长避短而交织互补，藉不同形式来分别凸显历史过程的时空连续性和人事差异性。那贯穿的主线，便是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影响，怎样导引着往古来今的历史进程，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司马迁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历史编纂学创造。人们可以追究《史记》五体的每体都早有范型，可以考证司马迁利用过的种种文献资源，可以批评太史公书的陈述矛盾乃至叙史谬误，却无法否认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史记》中已构成了一种有机组合的全新历史编纂形式。
倘说《史记》的编纂形式有缺陷，就是这种形式着眼于“通古今之变”，难以映现自秦帝国为开端的中世纪王朝更迭运动(注：本师陈守实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首揭汉以后的断代王朝史，意义在于提供封建社会王朝更迭运动的历史实例。此说甚确。当年我继陈先生承乏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受此义启迪良多。可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汉书》解题，见该书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初版，页。)。这不能责难司马迁，因为他虽曾下了最大功夫探索秦楚汉八年三变的历史动因，结论却是“天道”有循环，而秦亡楚败汉兴的嬗变关键都在君臣将相的策略互动是否协调。造成这一认知失误的最大客观因素，就是到他著史的公元前二世纪初，开创“大一统”态势的王朝更迭运动，才有一轮，在司马迁时代还没有出现新一轮必不可免的整体态势。因而司马迁就史论史，将秦汉更迭归诸某种本可避免的人事因素，情有可原。
在司马迁以后，西汉帝国每况愈下。但历史考察特有的滞后性，使得西汉晚期作者辈出的现代史著，都因袭《史记》的编纂形式，而以续作司马迁书为满足。班彪亲历代汉而立的新朝，目睹成王败寇的刘秀击败群雄而变成唯一“天子”的全过程。他在晚年感到“世运未弘”(注：说见前揭范书本传班彪传后“论曰”。)，退而探寻王莽代汉而昭示的前汉兴亡的历史秘密，不足为奇。足奇的是他备览从褚少孙到扬雄、刘歆等人的《史记》诸续作，认为“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同上引传文。)。就是说他仍把《史记》当作写历史的最高楷模。他对司马迁的最大不满，就是扬雄《法言》已说的，没有“同圣人之是非”(注：同上引传所录《略论》。按，今本《法言》，多次论及司马迁及其书，既称道《史记》是“实录”，“圣人将有取焉”；又批评司马迁“以多知为杂”，“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凡此均为班彪《略论》所本。以往史学史研究，讨论《史》《汉》关系，多不及此。)。既然他的志向在于补足司马迁未竟之业，眼睛又盯住司马迁所悖孔之子“义”(注：见前揭范书所载《略论》，其说即本上注所引《法言》。)，同时对于刘秀“一姓再兴”后的统治现状感到失望，他在论前汉的必亡和为后汉继统合法性辩护的两难中间游移，最后实则“断汉为书”，却以续《史记》为名，自称“后篇”，人称“后传”，都可理解。
(三)
班彪死时，班固虚龄二十三岁，大约已在光武帝之子东平王刘苍的幕府供职。他照例辞职归里居丧。由他上东平王书来看，他将这个皇子比作周公，向这位当代周公推荐精通帝王治术的六人，顺便也显示自己有知人之明，可知此人的确“所学无常师”，预制可附会经传“大义”的多套对策，随时取用。(注：前揭范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述班固出身，首谓“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下引奏记全文，继谓“苍纳之；父彪卒，归乡里。”按此说时序可疑。班彪卒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此时班固即归里(右扶风安陵，在今陕西咸阳东北)服丧。越两年，建武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死，明帝即位，同年四月，任命同母兄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开府；次年改元永平。这时班固丧期甫满，即被人告发“私改史记”，下狱；约于同年即永平元年(58)获赦。因而，班固如有向刘苍奏记事，只能在任兰台令史以后。但他的奏记，将刘苍比作周公，说应“为国得人，以宁本朝”，然后向刘苍推荐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肃“六子”，末盼刘苍“咨嗟下问”。这是可能的。前揭袁纪说他“好傅会权宠，以文自通”，范书本传后论，也对他的品格多有讥评，已初见于给刘苍的奏记。)
东汉仍行三年丧，孝子需为亡父服丧二十七月。这对班固未免漫长，幸而在居丧初，便发现了父著《后传》遗稿，以为“所续前史未详”，提笔就改，大悖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遗训，岂会不遭报应?不久，东汉发生开国以来的首轮君主易代，新即位的汉明帝标榜孝道，凡光武帝的制度一概不改，特别“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注：前揭范书卷41钟离意传。)。这时见到有人上书告密，指控班固“私改史记”(注：据前揭袁纪和帝纪永元四年。按范书本传作“告固私改作国史”，不确，因两汉之际尚未建立修史制度，《史记》乃司马迁私撰，虽已受到普遍重视，却在东汉一代也没有列为“国史”。倒是作为泛称的“史记”，经过扬雄、刘歆等对司马迁书的称道，给时人以神秘感，似与光武帝迷信的“谶记”同类，才会引发汉明帝对这道告密信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