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张仪积极谋划连横，秦国和魏国、韩国搞在了一起，还从魏、韩借道，向东远征齐国。齐威王委派匡章统兵应战，而这位匡章，名声不是一般的坏，全国人都骂他不孝，只有孟子尊敬匡章。那么，以孟子这样一位国际一流学者，还是一位本该特别注重孝道的儒家学者，价值观怎么就和广大大家群众满拧呢？
还有一点要考虑到，那就是齐国一向以民风开放著称，道德底线并不太高，所以，如果齐国人都骂匡章不孝，那么匡章的不孝一定特别过分。但孟子的雄辩之处在于，认为“不孝”这个罪名太宽泛，到底哪些行为属于不孝的范畴，需要条分缕析一下。
这一分析，分析出了不孝一共只有5种表现，而匡章的所作所为连一种都不占，那还怎么能说匡章不孝呢？
责善
在孟子看来，说匡章不孝，是对“不孝”概念的滥用，匡章的所作所为，其实不是不孝，而是“责善”。责善本身并不是罪过，而是朋友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匡章错就错在把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用在了父子之间，导致和父亲断绝了往来，被人们看作不孝子。
孟子所谓“责善”，“责备”的“责”，“善良”的“善”，是古代伦理的一个经典概念，意思是以善相责，要求别人做到更高的道德标准。好比某人经常打老婆，被你看到了，如果你胆小怕事，可能会这么想：毕竟我不认识他，不太好去干涉别人的家务事。
但如果你不但认识他，还是他的朋友，那么按照传统儒家的君子伦理，你就有义务去“责善”，告诉他打老婆是不对的，要改。如果他不以为然，你就要加大力度，苦口婆心。
但是，如果把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拿到父子之间，那就不对了，这会伤感情。儒家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会表现出帮亲不帮理的样子，所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对至亲骨肉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包庇。而如果反过来，帮理不帮亲，那就破坏了伦理根基。
所以孟子说：“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这是儒家的一个经典命题，意思是说，父子之间搞“责善”这套最伤感情，不应当。如果父亲为非作歹，儿子倒也不是不能劝，甚至很应该劝，但不管怎么劝，怎么拦着，都要以不伤感情为前提。
匡章伤了父子感情，父亲不肯见他，怎么办呢？
根据孟子的描述，匡章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赶走了，终生不要他们侍奉。他认为自己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罪过就太大了。（《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匡章觉得，既然自己的父亲拒绝了自己的侍奉，那么自己也要拒绝自己老婆孩子的侍奉。这个逻辑在今天看来实在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很为孟子欣赏。
不欺死父
那么，匡章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至于匡章非要责善呢？
孟子没讲，但《战国策》给出了答案：匡章的父亲真的搞家暴，下手还很重，把匡章的母亲打死了。这还不算完，打死之后，连个正经的安葬都不给，就在马厩里刨个坑把人埋了。今天我们站在匡章的角度，肯定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匡章能怎么办呢？报杀母之仇吧，凶手偏偏是亲爹；继续侍奉亲爹，做个孝子吧，情感上恐怕也很难接受。匡章的境遇，给儒家提出了一个伦理难题：当亲爹杀了亲妈，儿子到底该怎么办？孟子对匡章的认可也给今天的社群主义伦理观提出了一个难题：大家伙儿共同认可的是非善恶究竟该不该成为价值观的准绳呢？
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父亲的身份具有绝对优先性，相应地，相对于女性，男性身份也具有绝对优先性。这两大优先性叠加起来，匡章的正确做法也就只能是继续给父亲尽孝，别惹父亲生气了。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给父亲养老送终之后，该不该把母亲的尸体从臭烘烘的马厩里挖出来，给一个体面的安葬呢？
儒家特别重视葬礼，亲人死了可不能随便埋了，何况匡章的父亲已经死了，匡章再怎么安葬母亲，父亲也不会生气了，改葬总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吧？但并没有，匡章就这么听任母亲的尸体在马厩里边埋着。这到底符不符合孝道呢？
竟然真的符合孝道，而且直到两千年后，这件事还被人拿来当成孝道典范。那是明清之际，大学者黄宗羲为自己安排后事，想用石床和石穴代替棺椁，有人不理解，他就解释说，虽然用棺椁安葬死者是古今之通义，但改变一下也并非就不可以。
对方又问：“那如果等你死了，你的儿子不顾你的特殊安排，还是要用传统棺椁来给你下葬，使父亲不至于违背圣人之道，这也是可以的吧？”
黄宗羲很生气：“呸，这叫什么话！孝子置办丧事，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诚信精神可以传达到阴间，所以鬼神才会过来享用祭品。一旦不讲诚信了，人间和阴间的沟通渠道就被截断了，就算有再丰盛的祭品，祖先也享受不到了。所以孟子敬重匡章，就是因为他‘不欺死父’，即便他的父亲很坏。”
这段问答，见于黄宗羲的小文章《葬制或问》，短小精悍地讲清楚了孝道当中的诚信原则。所谓“不欺死父”，是匡章身上的经典标签，说的是父亲虽然死了，但他这个做儿子的依然不肯违拗父亲的意愿。也就是说，匡章并没有改葬自己的母亲。
忠与孝
说回匡章带兵出征的事，《战国策》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齐威王派匡章迎战秦国侵略军，两军对峙之后，不断有使者往来。匡章借这个机会，安排了一些齐国士兵换成秦国军人的军服和旗帜，混进了秦国军营。有侦查员向齐威王报告，说匡章带着军队进入了秦国军营，齐威王没吱声。没过多久，又有侦查员报告，说匡章带着军队投降了秦国。齐威王还是不吱声。
前线报告接二连三，都说匡章叛变了，有官员来请示说：“这么多人都做出了一模一样的报告，显然匡章真叛变了，大王您倒是赶紧派兵打他啊！”
齐威王不以为然：“匡章这不是明明白白没叛变么，为啥要打他？”说话之间，捷报传了过来，匡章打赢了，秦国服软了。左右近臣问齐威王：“您当初是怎么笃定匡章没叛变呢？”
齐威王答道：“当初匡章的母亲得罪了匡章的父亲，被杀死埋在马厩里。我任命匡章为将军的时候，勉励他说：‘您的能力很强，一定能打赢，等您得胜归来，我一定安排好改葬您的母亲。’
但匡章说：‘我如果想改葬母亲的话，自己早就办了，只是因为我母亲得罪了我父亲，而我父亲没留下遗嘱就死了。如果父亲没交代过让我改葬母亲，而我自作主张去改葬的话，这就等于欺骗死去的父亲，我不敢这么做。’”
齐威王做总结说：“如果一个人作为儿子不欺骗死去的父亲，那么作为臣子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君主呢？”（《战国策·齐策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讲的这个道理，就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的政治哲学。
汉朝以后，国家总是大力推广孝道，道理就在这里。皇帝并不在乎大家是不是孝子，但很在乎大家是不是忠臣。所以我们理解孝道，不该停留在伦理层面，而是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才行。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就会发现很多当时匪夷所思的安排背后都有必须如此的道理。
最后留一个问题：如果匡章的父亲并没有家暴，只是和匡章的母亲离婚了，那么在匡章的父母过世之后，匡章对母亲该怎么做才符合孝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