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约公元前四世纪六零年代至前二二一年），是古代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它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稷门附近而得名。汉代徐干曾追述说：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中论亡国》）。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日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尊师重道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稷下学宫是古代官学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产生又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西周官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官府垄断文教的局面被打破，由此私学兴起，并影响和推动了当时诸侯各国公室养士用士制度的发展。齐国富有收揽贤士的光荣传统，田齐夺取政权后，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礼贤的规模，设置了官制的本科－－稷下学宫，广招人才。齐国政权尊贤礼士，在政治上给他们以相当高的地位，在经济上给以丰厚的待遇。凡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王召见，或伺机觐见，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条件的了解，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
例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政权为这些稷下先生们「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府第壮观，俸禄优厚，很是诱人。齐国「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说苑尊贤》），完全是一方诸侯的宏大气势。孟子离齐时，齐威王曾以「馈兼金一百」与之，齐宣王也以「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公孙丑下》）为条件，来挽留孟子。不仅如此，田骈「设为不宦」，齐为他「訾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四》）；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着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排场很是阔气。齐国君视他们为「瑰宝」，是金、银、明珠无可伦比的宝贵财富。
这不仅防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吸引着天下名士纷至沓来，使稷下成为当时人才聚集的学术中心和教育场所。齐宣王时「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如果再加上学生，学宫在当时就是拥有数千人规模的高等学府了。
齐宣王时，正值齐国鼎盛之时，曾大败魏于马陵，出兵伐燕，仅用了五十天时间就攻入燕都，齐国国威大震诸侯。而这时也是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二者珠联璧合，相映增辉。反过来，兴旺发达的稷下学宫作为官吏的养成所，也为齐统治者进行改革和整顿吏治，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做了准备。例如，「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人于宣王」（《战国策齐策三》）；齐宣王在稷下先生王斗的劝说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邹忌更是从稷下学宫走上仕途，官至齐相，并成功地实施了其法治思想的代表人物。
古代社会里，虽然有学校，但还没有从官府中完全分离出来；虽然有教师这个职业，但还没有成为专门的职业。齐国的教育是齐国社会的精神支柱，官师王师是统治者规范他人的楷模依据，是唯一能跟官僚以至最高统治者平起平坐的群体，也是能够通过游说各自之「道」，进入统治核心的后备性社会阶层。因此，他们与天、地、君、亲并列，被排在「士农工商」之首。
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
若把稷下学宫放到先秦教育及学术发展的长河中观察时，会发现它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学术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转关枢纽的作用。因此，给予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以充分宽松的文教政策，追求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使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是稷下学宫尊师重道的另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