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子，名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名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同时其也是魏国的宰相，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
如此知名的人物，司马迁在皇皇巨著《史记》中竟然只字未提，真的有些不可思议。以司马迁的博学，不可能没读过关于惠子的记录。毕竟连庄子这种当时处于社会便于边缘的人在《史记》中都有记载，论地位惠子是超级大国魏国的宰相，论学问惠子也是其书五车，又是名家的鼻祖，同时还是最早提出合纵思想的人。对于这种有地位又有才华的人，按常理《史记》不应该不记载。
惠施与庄子辩论
惠子的形象被零散的记录在《吕氏春秋》、《荀子》、《庄子》等诸书之中。其中《庄子》对惠子记录的最多，在《庄子》的记录中，惠子和庄子这两位可谓算得上是相爱相杀的最佳好友，所以当惠子去世后，庄子感叹吾无与言之矣，可见惠子在庄子中的地位。《战国策》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庄子这样的通达的神人成为朋友，想必惠子在通达方面应该也不会太差，但是从流传下来的故事看，惠子怎么都不是一个通达的人，连好友庄子来到魏国，惠子都担心庄子是要来抢自己国相之位的。
惠子博学善思，与公孙龙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顶峰，可谓是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其对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也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判断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践行实用主义的古代中国，不要说知识分子瞧不上惠子和公孙龙这种耍嘴皮子的，就连底层百姓对这种人也是不屑一顾。也许司马迁就是从这个角度瞧不上惠子，所以故意不对其记载吧。如果惠子只是个帮闲的文人，司马迁可能还会对其留下一些素材，就像对待在乱世中自说自话的庄子一般，但是不巧的是，惠子偏偏要去当宰相，一个最会耍嘴皮子的人去了最需要实干的位置上工作，这确实会让重于实干的法家和儒家瞧不上，而司马迁是个融合道家思想的儒家。
《史记》
司马迁为什么不在《史记》中记录惠施，谁也不清楚原因。当然就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惠子，拥有地地道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也会在《资治通鉴》中将惠施砍掉，因为司马光肯定不会让没有任何资治意义的惠子进入《资治通鉴》，就算被选入《资治通鉴》，也一定是反面的教材。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大儒荀子，就在《荀子》中否定惠子的名辩主题，并很不客气的批判惠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还是记录纵横家思想的《战国策》对惠子相对宽容，突出其身为谏士的风采，法家的韩非子也多少给惠子身为名辩家的一点肯定（《韩非子·说林上》），《吕氏春秋》则将惠子的政治失意和善辩结合起来，算是相对客观一点。
《庄子》
当然对惠子思想保存最多的，还是惠子的好朋友庄子。在《庄子·天下》篇中，较为详尽的记载了惠子的思想。惠子历物十事，提出的哲学主张和逻辑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万物朴实的见解，和墨家学说的墨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好歹墨家思想还有书籍流传，而惠子的文章早已亡轶。还好惠子有一位超然洒脱、崇尚自由的好友庄子，同时也庆幸庄子的著作得以流传，如果《庄子》没有记载或也亡轶，加上《史记》又不记载，仅凭着《战国策》和《韩非子》的只言片语的记载，估计惠子也会和杨朱一样，也仅仅是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大概的轮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