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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变法的进一步深入、国家综合力量的迅速增强，秦孝公、公孙鞅开始将东进拓疆提上了议事的日程。
在公孙鞅的心中，一直没有忘记魏惠王对他的冷落与忽视。他早就想通过兵戎相见，让魏惠王睁开他那昏睡的眼晴，看一看他昔日瞧不起的小人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能人。他要用实际行动让魏惠王悔肠百结，寸心欲断。
在公孙鞅看来，对一个人实施最大的惩罚，不是砍头与剁身，那是让人一了百了的简单事情。报复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打乱他心中的平衡，打掉他高贵的自信，打造他心中的地狱，让他的灵魂整日生活在追悔莫及的煎熬难受之中，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里面，让他对做过的错事付出千百倍的代价，让他生不如死。
多年的积怨，一旦要求索还，那代价将会是极为可怕的。
现在，公孙鞅有这个条件了，他能不去发泄一下隐藏在心中多年的不快吗？
况且，国君秦孝公时时挂在心中的“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的心愿也一直还未得到实现。这是取悦国君的最好礼物，聪明能干而富于心机的公孙鞅能不为之付出全身的力气吗？
这是一个公事与私心完美结合的事业，是一个无论于秦孝公还是公孙鞅都愿意积极进取的双赢事业。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看来，魏惠王真的有麻烦事了。
恰恰这个时候，东方各国战云密布。秦孝公八年（公元前年），一场国际性的大战爆发了。
事情起因于赵国进攻卫国，企图迫使卫国朝赵。
卫国四处强邻，左右不敢得罪，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羔羊，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周围的恶狼咬上一口。
卫国原来是入朝于它西部的魏国的，但当北方的强邻赵国向它发起进攻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卫国没奈何只得转而入朝于赵国，赵国此举自然引起了魏国的强烈不满与武力干涉。
于是，魏惠王派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坚持到第二年，不得不派人向齐国和楚国求救。
齐、卫、宋联合发兵攻魏，楚军也去偷袭魏国的南方。
公元前年十月，魏军攻破了赵都邯郸，齐军在桂林大败魏军，楚军则趁机夺取了魏的睢水间的大片土地。转过年，魏又联合韩国的军队在襄阳打败齐、宋、卫联军。
经过这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厮杀，东方的几匹野狼都已经喘着粗气，精疲力竭。这种状况，给西方的醒狮秦国提供了东进伐魏、收复失地的机会。
公元前年，趁魏、赵大战邯郸之际，秦军开始东进伐魏，在元里一战，大获全胜，斩魏军将士首级七千，夺取了魏的少梁，这是秦国自公孙鞅变法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年，公孙鞅调升为大良造，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趁魏与中原各国正在酣战、无暇西顾的形势，公孙鞅率领大军，穿过河西，直奔魏国的旧都安邑，将之夺为秦国之物。直到这个时候，魏惠王才真正领教了公孙鞅的厉害，感到非常后悔，连声大呼：“寡人恨不听公叔瘗的话啊。”
可惜，太晚了。
紧接着，公孙鞅又乘魏与齐、赵等国议和之机，率领精兵奔袭正在筑魏长城以防秦的固阳，迫使守军投降。魏国门户开始全面暴露在东进秦军的面前。
但是，上述的三次袭击还只不过是公孙鞅的牛刀小试。
在战略上，秦、魏是不能并立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一点，公孙鞅早已成竹在胸。
公元前年，面对魏国在马陵被齐国打得落花流水、国运日衰的状况，公孙鞅向秦孝公建议：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阪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西则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这就是说，在公孙鞅的眼中，魏国与秦国，二者不能并存，必须死去一个，不是秦灭魏，就是魏灭秦，这个客观形势是不能改变的。现在，魏国陷于中原战争的泥潭，正是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实现秦孝公“复穆公之失地”的大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作为一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公孙鞅岂能白白地错过这个机会。
在秦国君臣图魏的同时，魏惠王也正在积极安排着报复秦国。
公元前年，从魏都大梁传来消息，魏国正在日夜操练军队，并派出使节穿梭往来于宋、卫、刍队鲁、陈、蔡等国家之间，准备以带领十二诸侯朝天子的名义，对秦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讨伐。
咸阳震动了。
秦孝公失眠了。
这时的公孙鞅，再一次显露出了他超众的智慧与冷静。
他向秦孝公分析道：
看来，单靠秦国一国，纵使全力以赴，万幸而能存国，也定然损失惨重，只能视为下策。若能说动齐、楚来救，是为中策。但齐、楚皆有亡我之心，即使答应出兵，也必在我损兵折将接近危亡之时。他们出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分赃。臣熟思三日，以为解困的上策是齐、楚等国不由我请而自行怒而奋起反魏。那么秦国边境非但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固若金汤，而且还可以趁大梁受困难以自保之时，迅速出兵，收复河西之地。
接着，公孙鞅主动请缨去实施他的移花接木的计策。
早年在魏国，公孙鞅就没少对魏惠王进行研究与揣摩。尽管公孙鞅没有能够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但对魏惠王好大喜功、重虚而不务实的特点还是了然于胸的。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时经过李悝、吴起变法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资本，经过庸陋浅薄的魏惠王的一顿瞎折腾，已经所剩无几了。
而这，正是公孙鞅心中窃喜的事情。
眼下，秦国危在旦夕，公孙鞅决定去魏国亲自游说欺骗魏惠王，让他取消纠集列国讨秦的计划，同时，还要唆使魏国进攻楚、齐，使之继续战争，从而让秦国从中渔利。
公孙鞅真的去了魏国，他迎合着魏惠王一心想称帝王的心理，劝他“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并做出秦国坚决支持魏王称帝的许诺。早有称帝野心的魏惠王果然上当，列国伐秦计划不但受挫，魏国倒因为得罪了列国而重新陷入四面楚歌的战争泥潭之中。
公孙鞅笑了。
孙子不是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之类的话吗？
公孙鞅的削魏计划，正是贯彻了孙子的最高明的计策，首先即消灭敌国的阴谋与军事计划于无形，其次是破坏敌国的盟交，在外交上挫败他们携手对秦的计划。
公孙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在于他揣摸透了魏惠王内心深处的想法，正确地预测了当时东方各国之间互相争夺攻伐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客观态势。
据《战国策》中的《齐策五》中记载：
魏王悦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方字，从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怒，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看看，魏惠王因为虚荣心所驱使，竟然被公孙鞅的一句空话，骗得光着脚东奔西忙，落得个列国叛之、伐之，不仅帝王没有做成，相反丧师失地。魏国从此转盛为衰，真真是凄凄、惨惨、戚戚的一番景象。
中国历史上像魏惠王这样的大傻瓜，各代不乏其人。三国时袁术就是魏惠王的翻版。他们都是手中拥有了一点点资本，心中欲望就无限地膨胀起来，也不看看自己吃几两干饭、不看看天下有没有取得成功的形势，就急急然皇袍加身，闭其门做只有自己承认自己的天子。结果，他们都为天下弃之，众叛亲离，不得善终，为人嗤笑。相反，聪明人也有，如曹操、朱元璋类。他们都深知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也都是南面称寡，但是，并不急于皇袍加身，而是努力打造自己横行天下的实力与能力。机会不成熟，他们决不会盲目乱干。
曹操戎马一生，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分天下有其二，晚年尚能头脑清醒地拒绝孙权上书劝进的建议，认为这是孙权将他放到火炉上烤，是不安好心的馒主意。
朱兀璋接受朱升的"咼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让做反王的出头椽子先在元军进攻下一个个烂去，待各方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再渔翁得利，出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天下。
看来，如何才能真正做上天子，这还真是一门学问。魏惠王傻气十足的小丑式的表演，作为反面教材，足以儆诫后人。
接着，秦孝公采纳公孙鞅的建议，立刻任命公孙鞅为大将，率兵收复河西之地。
《史记?商君列传》中这么记载：
军既相距，卫鞅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中，足见公孙鞅这次战胜魏军使用的是“兵不厌诈”的计策。在军事战争中，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功范例。
但是，问题出在公子卬与公孙鞅虽为两国敌军将帅，但昔日却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当初公子卬为了让魏惠王重用公孙鞅，在魏王面前没少下功夫。两人的友情，为当时人所熟知。公孙鞅以朋友的信用作担保，来欺骗公子卬，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时达到了他多年来处心积虑的军事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做法却未必高明。出卖旧时的朋友以换取功名，这实际上为秦、魏两国都不容。从此，他不仅没有了真正的朋友，而且秦国君臣也不敢太相信他了。以透支道德与信用来博取功名，日后证明，公孙鞅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秦国收复了河西之地，就掌握了黄河天堑，东进的门户已被打开，秦孝公在昔日“求贤令”中提出的“强秦”“复穆公之故地”的目标已经实现。
凯旋而归的公孙鞅，达到了他一生中事业的顶峰。秦孝公亲至东郊，隆重地迎接他的归来，同时兑现了自己“有能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丰厚支票。“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公孙鞅从青年时就孜孜以求的功名与事业，终于在他的多年不懈努力下变成了现实。
为了这一天，从他至秦之日算起，已经为之奋斗了将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