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在秦始皇“焚书”和楚汉战争中损失极大。西汉王朝建立后,曾广开献书之路,古籍相继复出。至武帝时又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所收典籍以儒经为主，范围广泛，诸子传说之类也都藏于秘府(国家图书馆)。此后搜集的典籍日渐增多,积如丘山。到成帝时，又派谒者陈农到各地广求遗书。这样众多的典籍，因来源不同,流传久远,散佚错讹、真伪杂糅、年代难辨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整理工作就势在必行了。河平三年(前26年),成帝下诏,命刘向负责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校理。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招选名儒俊才,他以通达善文应选。元帝时提拔为宗正,因反对宦宫弄权,被罢官。成帝即位后，刘向出任光禄大夫,终于中垒校尉。刘向应诏后，立即组织了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精练机构,自己亲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人手下都有若干青年助手,如刘向之子刘歆(字子骏)等，最后由刘向总其成。
刘向等人的校书工作,首先是广罗异本,积累资料，像校《管子》时，就参考了国家收藏和臣下所献的著作篇。接着是互相补充，校定文句，最后是缮写誊清,成为定本。一种书校完,刘向便编写叙录,介绍本书篇目,撮述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等，他还把各书的叙录另抄一份，汇编成《别录》。可惜他的群书叙录，保存至今的仅有《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和《说苑》等书的叙录。
在校定书籍的同时,刘向依据其内容和流别,进行分类,着手编制系统的目录。由于整理、编目工作在刘向生前大都完成，因而他去世后仅两三年的时间，代替父职的刘歆就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刘歆还按照《七略》的分类形式，把《别录》编成定本，称《七略别录》。
《七略》中的第一篇是《辑略》,为全书总叙录，其余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也就是把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小类(种)。六略共著录图书38种，家，卷(篇)。《七略》原书已不存，但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清人亦有辑本。
《七略》综合了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化遗产，开启了历代王朝编辑正史艺文志的形式与方法,并为后人提供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条件和依据。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