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响彻在中国大地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几乎是妇孺皆知。荆轲刺秦王发生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即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秦王政19年），秦王嬴政派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占领了赵国首都邯郸，俘虏了赵王。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当时，“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在面临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孤注一掷，派人行刺秦王嬴政。
荆轲刺秦王司马迁在写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时，全文总计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沬、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时至今日，荆柯刺秦王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刺杀行动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历史上的许多刺杀案都成功了，甚至包括计划不周详，临时而动的成功刺杀行动。可是荆柯刺秦王策划了数年之久，付出的准备与代价也相当大，并且也按计划的靠近了秦王身旁，可在最关键的动手的一瞬间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
荆轲离开易水撇开历史潮流，统一大势不提，刺秦的败表面上看是荆轲个人的一段义勇悲歌，是以弱燕对抗强秦的失败。实际上，我们从刺秦的前期准备直到实施的过程来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与燕太子丹的失察、秦武阳的失常、无名氏失约有着必然联系。
燕国是一个地处北方的小国。当初燕王为了讨好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为人质。由于秦对他“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年逃回燕国。因常年作为人质困于秦国，从而成了优柔寡断、猜忌多疑的个性。荆轲刺秦的整个过程，都由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太子暗中把持着。
燕太子丹在荆轲刺秦王之前，由于担心计划外泄，太子丹就让几颗高贵的头颅相继落地了。首先是那位深谋远虑、勇敢沉着的田光，就因为太子丹的一句“愿先生勿泄”，便在引荐荆轲后便自刎而亡。这位田光可是太傅鞠武向太子丹举荐的，虽已过精力旺盛的黄金时期，不适合出使秦国，但他的经验和谋略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燕丹子竟然怀疑这样的忠义之人，给出那样明白的暗示，足以说明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伪君子。其次是与秦王有深仇大恨、避祸于燕国的秦将樊於期。樊於期刚逃到燕国，太傅鞠武就说此人不可收留，应该送樊於期到匈奴去，太子丹没有听从，继续装出一副假仁假义——其实他早就把樊於期的人头计划好用在哪里了。两次，燕太子丹都是恭敬在先而算计在后，甚至到了荆轲身上也不例外——派秦武阳当荆轲的助手，就是最好的证明。
秦武阳秦武阳是谁？《战国策·燕策三》：“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战国策》里的描述非常简单，只说他是燕国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目光凶狠，人们都不敢与其对视。但这位秦武阳显然不是荆轲所挑选，而是燕丹子所指派。作为身负特殊使命的搭档，两人应该有相当默契的配合，至少在谋划上应该通气吧——他们没有。等到了咸阳宫接受秦王的接见时，“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秦武阳凶狠的目光没有了，害怕得连脸色都变了，或许手还在发抖，因为秦王的臣子们都发现了。如果不是荆轲非常从容地打圆场，恐怕那“图穷匕见”都轮不着上演。在那把喂有剧毒的匕首出现在秦王面前时，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活动开始了。史书将荆轲的行动描绘得细腻入微，而对这位有燕之勇士的秦武阳只字未提——他束手就擒了，还是当场瘫软在地？也就不言而喻了。
荆轲刺秦王那把喂有剧毒的匕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燕太子丹那么有把握它可以刺死秦王？赵国的徐夫人，天下冶工第一，并痛恨秦王的残暴统治，在知道荆轲要去刺杀秦王时，徐夫人在收山多年后重新开炉，破戒为其铸淬毒匕首；她喂的毒足以见血封喉。连把匕首都这么慎重，这不能不说有准备，但为什么在选择荆轲助手上这样大意呢？燕丹子没有大意，只是选择的标准有偏差：主角荆轲由别人举荐，得胆识过人、勇武过人、智谋过人，但助手并不由荆轲挑选而由他燕丹子自己选择，便于监控、钳制荆轲。试想想，如果有两个荆轲在咸阳宫，秦王还能逃脱？
《战国策》两次写了荆轲的“笑”：一次是秦武阳面露惊惧之色，荆轲“顾笑武阳”，即回头微笑；一次是事已落败，荆轲“倚柱而笑”。他在笑什么呢？他肯定在笑自己，为什么不多一点耐心等待那个无名氏，不然大功定能告成。
战国车马“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意思是说过易水之前，荆轲一直在等待着这位无名氏，想和他一起去干这件大事（如果秦武阳足以让荆轲满意，就不用等无名氏了）。但无名氏住得太远，没有按时到达。太子丹沉不住气了，多次催促荆轲启程，并说出了那句带有挑衅的“日已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您难道没有动身的意思吗？请允许我先遣发秦舞阳!”）来。荆轲听了很生气，发怒，呵斥太子说：“今天去了而不能好好回来复命的，那是没有用的小子！现在光拿着一把匕首进入不可意料的强暴的秦国，我之所以停留下来，是因为等待我的客人好同他一起走。现在太子嫌我走晚了，请允许我告别吧！”于是出发了。（《战国策·燕策三》：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荆轲被太子丹的不信任激怒了，怀着愤怒的情绪，唱着悲怆的音调，带着秦武阳就出发了，头也没回。
这位无名氏是谁，为什么荆轲那么耐着性子等待？我们不妨把问题聚焦在“刺秦”二字上。其实这“刺”字，除了“刺杀”还有“刺探”之意，荆轲刺秦分了上下两策：上策，活捉秦王，逼他退还所侵夺的诸侯土地；下策，如若不成，夺秦王性命以报太子丹。在荆轲看来，秦武阳帮自己完成下策都比较困难，而要成就上策，非这位无名氏同行不可。
高渐离有人认为荆轲所等之人是指当时著名剑客盖聂，但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后人也不好做无端猜测，无论他是谁，但还是可以大胆做些分析：首先，这位无名氏在勇武、智谋上肯定不亚于荆轲，荆轲其所以苦苦等待，就因为有无名氏同行，他才觉得踏实，有胜算。从其他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荆轲的智谋是上等的，非秦武阳的匹夫之勇——无名氏肯定属于那种大勇若怯、大智若愚的人。其次，荆轲认为自己的计划还不完善，或者他无法解决里面存在的漏洞，得等这位无名氏来妥善安排、周密部署，他也知道这是绝密，连太子丹也不能透露。第三，荆轲是个懂大义的人，他非常明白，仅仅从肉体上消灭秦王是无济于事的（甚至会加速燕国的灭亡），得实现上策，才有可能对强秦形成震慑，让其他诸侯得到鼓舞，以便联合起来延缓强秦统一的进程。显然，荆轲在咸阳宫里充满着犹豫：凭实力，他没有把握实现上策；凭意愿，他确实没有准备杀死秦王。正是由于他的犹豫，刺杀失败了。
史料记载，燕太子丹在派荆柯去秦国的目的在“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和“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两者间徘徊。刺杀秦王本身就是一件极度危险的行动，动用一切的可能来保障尚不能有完全成功的把握，在行动的目的上就更不该有两种选择的犹豫。这种目的上的犹豫，必然将导致荆柯刺杀行动上的迟疑，而给荆柯带了灾难性的后果。《史记》中所记载的一段对荆柯刺秦王的描写，“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是从哪里看出荆柯刺在杀行动出现了迟疑呢？是这样的，如果荆柯抱定的是坚决刺死秦王的这种唯一想法，那么在匕首即将现显的一瞬间荆柯就能将匕首拿到手，并且一刀刺进秦王的胸膛，在秦王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前，秦王就已被刺死了，从而完成了这一闪电般的行动。根本轮不到秦王先是大惊，而后又站起身这一系列的反应。一瞬间的迟疑给这次刺秦行动带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也可以归咎于燕太子丹的优柔寡断。
刺秦王失败还有一点原因，荆柯的剑术水平一般。据《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秦王还柱而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秦王挣脱后绕着柱子跑，荆柯在后面紧跟着追，绕着柱子跑了几圈之后，居然没追上?荆柯的奔跑速度可是不够快。秦王拨出剑来之后，回身一剑向荆柯砍去，这时荆柯应该飞起一脚将秦王的剑踢飞，至少也应该来个侧闪，然后再刺秦王一刀，那怕只将秦王划破点皮，也足够能致秦王于死地了。可是荆柯居然没能躲开秦王这一剑，被人家砍断了大腿，紧跟着又连被劈了七剑。由此可见荆柯剑法不够高超，身手不够灵活。从常理上来讲，身为刺客，其武功一定要，高人一等，从这点上来说，燕太子丹挑选荆柯是一个致命的失误。荆轲只是个很一般的剑客，史实上也是这么记载的。当时和荆柯有过交情的著名剑客鲁句践听到荆轲之刺秦王，叹息说：“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意思是说，可惜他不好好的研究刺剑的技术啊。
易水湖谋划多时的刺秦本来是应是一个很把握能完成的行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失败了。搭上了田光的命，搭上了樊于期的命，还白白送了一封燕国督亢的地图。这还没有完，愤怒的秦王派大军首先攻打燕，杀了太燕子丹，捕获了燕王，让燕国提前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自古燕赵多侠士，燕太子丹应该拥有了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去行“刺秦”之事，但他没有很好地珍惜、利用好这些资源，而是在不断的猜忌与优柔寡断中，断送了一次次绝好的出奇制胜的机会。荆轲，为燕太子丹性格的弱点付出了代价——不过，倒留下了“荆轲刺秦”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空前自由，人的个性充分自由释放。自此后不久，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约束了中国人。“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渊源流传与博大精深，但也使中国人在个性上平淡统一，温润如玉。中国人历来崇拜民族英雄，爱国英雄，却甚少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荆柯正弥补了我们在个人英雄主义上，个人心灵自由上的心理缺憾，使后来的中国人永远都在怀念赞美荆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历史英雄悲歌，一代代流传；而“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也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