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纪的纪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伟人谢幕，新时代开始
不管是《周纪》第五册，还是《秦纪》第一册，都属于战国时期。即便有争论也没关系，毕竟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闹得再大也没用。
但古代的人们却很头疼。在古代，时代是思想的问题，历史的先后顺序是次要的，思想的问题，就是善恶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很可能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给整个社会和人类带来错误的道路。
此事非同小可。
从汉代开始，皇帝就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将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知识。
就像战国时期，周赧王去世前，周赧王虽然是皇帝，但也算得上是皇帝，就算有感为零，历史上也能照搬周代的纪年，可是周赧王一去世，周皇室再也没有继承人，这就成了问题。
按照现实，这数十年来，各大势力争霸，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定在春秋时代，或者用太年，或者用乾年，一直延续到大秦建国。但如此一来，就会让人觉得“正统”是有缺陷的，而不是前后两个王朝的传承。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后来，中国的传统逐渐被正面的观点所取代。但问题在于，究竟何为“脉”，与“一脉相承”？
这一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正统”学说，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什么叫正宗，什么叫不正宗，一头雾水。《资治通鉴》69册，魏文帝黄初二年，刘备自蜀中称王，司马光就有些头疼了，若继续沿用黄初年号，那就是承认曹魏为正统，若以刘备为皇帝的章武年号，蜀汉却是一边倒，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像是一个分裂势力。这可如何是好？
司马光对此作了长篇大论，说什么正统、伪统、正位、闰位，既繁复又繁复，又有各自的成见，自己还真搞不清楚，更别说自己了，反正历史上也没有谁能搞清楚，干脆就把它给忘了，反正也要编个年。
司马光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历史进行了一次比较实际的考察，比如《资治通鉴》第六册，周赧王死后，下一个统一的朝代是大秦，那么就用秦国的皇帝来做《秦纪》吧。在这一部分的开头。年代为秦昭襄五十二年（公元前二百五十五）。
朱熹在传统观念上要远胜于司马光，因此朱熹对《通鉴纲目》的编纂就特别详细。周赧王去世前，《通鉴纲目》上写了一篇《周朝纪年》，一行用的是大字体，上面用小字体写着乾支，下面用两排小号写着诸侯的时代。周赧王死后，乾支时代又延续了下来，不过秦昭襄王历上却没有用“大”的字体写成一排，和其它诸侯国都是这样，一分为二，一直到了秦代建国，这一年的时间里，只有一个“大”字占据了一排。
因此，朱熹的信徒纷纷拍手叫好，认为朱熹这样的做法，完全体现出了“君子以正统为尊，以非为卑微”的正义观，亦即朱熹对“大一统”思想的高扬。
因此，我们阅读古代书籍，不仅要阅读近代的重新排版，还要阅读古代复刻的书籍，因为即使是印刷也会充满深刻的意义。
再来看《资治通鉴》一书的叙述，《秦纪》初开时，秦国不但没有半点盛气凌人的气概，反倒是一团阴霾。河东王稽，因私通山东的一位贵族，被公开处死。王稽的推荐人，应侯的心情很不好。更要命的是，秦昭襄王还在上朝会上唉声叹气，说武安君白起已亡，郑安平和王稽也背叛了他，如今秦国内外皆是强者，这可如何是好？
他的话，不一定是故意的，但他的话，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范睢是白起的罪魁祸首，郑安平和王稽都是范睢为了感谢秦昭和襄王的恩情才被提拔上来的，现在闹成这样，范睢也脱不了干系。以范睢的聪慧，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不禁有些担心自己的命运。
应侯范睢的尴尬，给了蔡泽这个来自燕国的流浪者一个契机。
所以，蔡泽西就去了秦，声称要将范睢换掉。
范睢心情不好，听到蔡泽的话后，更是火冒三丈，将蔡泽叫了过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却不想，蔡泽竟然说出了一句让范睢感动的话。蔡泽的主要意思，就是：“日中，动，圆，圆，进，圆，回，圆，随时而动，是圣者之路。”也就是说，当太阳升到了顶点，它会落下来，当它成为了满月的时候，它便会变得不完整，所以，生命的前进和后撤，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范睢的恩情已经报了，他已经没有任何后悔的余地了，所以，他也没有必要继续往前走了。
原因很明显，范睢如果能知难而退，自保还是没问题的，但一个人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情况下，很少会主动退缩。范睢被感动了，他向秦昭襄推荐了蔡泽，然后告了一声请辞。秦昭襄王见过蔡泽，对他颇有好感，让他做了一名客卿长老，不久便将他推上范睢的位置。
蔡泽看似缔造了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的神话，但是仅仅在他刚刚入主白宫没多久就被撤掉了。《资治通鉴》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史记》记载，蔡泽不知名的人物，被吓破了胆，以生病为由，将印玺还给了他。但蔡泽却在秦国任职，并被册封为皇帝，历任四位皇帝，分别是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
蔡泽就像一个典型的战国时期的武者，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走南闯北，四处寻找着合适的时机，却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有这样的表现，或许只能说他长得太难看了。蔡泽因为事事不顺，必然会向那股神秘势力寻求帮助，让大名鼎鼎的算命大师唐举算命，结果被唐举以身体上的毛病痛骂。蔡泽倒也看得很开，说什么荣华富贵，那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不说了，就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
唐举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还有43岁的寿命。”
蔡泽非常高兴，对赶车的人说：“以后我要带着这枚金色的印章，享尽荣华富贵，43年就可以了。”
但蔡泽的事业还是一帆风顺，先是前往赵国，然后被逐出韩国、魏，途中遭遇强盗，厨具也被夺。如果还能活到43年，还不如早点死去。好在最后死里逃生，蔡泽得知秦国的大乱，这次西进秦，总算是撞上了好运。
从范睢和蔡泽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国的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鞅颁布的法律越来越宽松，秦昭襄王屡次违规任用，根本没有追究责任的打算，这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手段。
照此情形发展，秦国的体制上的优越性是否最终会消亡？也许秦国在山东六个国家中已占据绝对的上风，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秦国？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范睢和郑安平。
根据《史记》与《战国策》，范睢的结局看来是好的，但是，在睡虎地秦简中发现的《编年记》中，有“王稽、张禄死”的记录。范睢在秦国的时候，用的就是张禄，只是不知道范睢是怎么死的，还是因为王稽和郑安平的事情。
郑安平在邯郸一役中，向赵国臣服，被册封为武阳君，而郑安平则是在这一年内，被赵国收回了自己的领地。范睢、郑安平、王稽，三个人都是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人，他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不是同一天，而是同一天。
大英雄们的告别，开启了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