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商鞅逃亡及造反不合常理,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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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先秦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秦孝公时期他在秦国推行的系列变法,是秦国逐步强大、乃至此后统一六国的制度基础。但自古以来,变法终究是要流血牺牲的,据史料记载,在秦孝公死后,商鞅的结局十分凄惨,不仅自己被车裂,全家也被灭族。关于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的经历,流传最广的就是《史记·商君列传》中的版本。在华人世界里,稍微读过几年书、懂一些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我在细读司马迁的描写后,却对其中的内容产生了怀疑,为使读者原汁原味的了解其中细节,也为接下来的分析更加直观,请允许我把《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原文摘录如下: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秦孝公时期,太子曾犯法,但太子是储君,不能对太子进行处罚。商鞅为推进变法,体现出任何人都要遵守法令,于是就以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为理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即后来的秦惠文王。这时,公子虔等人就诬陷商鞅“欲”造反。商鞅秦国推行的变法,加强了中央集权,损害的却是秦国贵族宗亲的利益,公子虔等人诬陷他造反,秦国根本没人站出来为他辩驳,秦惠文君(此时还未称王)为平息众怒,于是派兵捉拿商鞅,商鞅一看性命不保,只好逃跑。以上商鞅逃亡的起因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接下来呢?那就未必了。仔细分析以上的原文就会发现,商鞅从逃跑到造反的过程有很多地方根本说不通,其中的疑点非常多,且待我一一道来。这里的“关下”,指的便是函谷关,这时后世众多历史学家公认的,在此就不多论证了(过了函谷关便是魏国)。函谷关在哪呢?在今天的河南省灵宝县。商鞅到了函谷关下后想投宿,因为没有通行证,主人不敢接收他——按照商鞅在秦国制定的法律,接收没有通行证的人住宿,是要受牵连之罪的。可是,以商鞅的秦国的地位,弄一张通行证(或者事先准备一张)难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此疑点之一。好吧,就算商鞅被诬陷造反,逃跑的时候很仓促,没有来得及开一张通行证,似乎也说得过去,这一点就不多纠结了。但这里还有一点很关键,商鞅是在被人诬告后逃跑的。被诬告前他本人应该在国都咸阳(秦国在秦孝公时已迁都咸阳),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有人诬告他谋反,也不会这么快就知道秦惠文君还派了人来抓他。这样看来,商鞅应该是从咸阳开始他的逃亡之路的,可是即使今天交通这么发达,坐火车从陕西咸阳到河南灵宝的距离也有多公里。在古代,不能打隧道,也没有高架桥,那时的道路必然更加曲折狭小,咸阳到灵宝之间的距离,应该会超过公里,甚至更多。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商鞅在一天之内,无论是骑马还是驾乘马车,都不可能跑那么远,按照当时的速度计算,即使骑马,也至少要走两天。换句话说,商鞅在函谷关下投宿之前,商鞅在此前经过的地方也要投宿,可之前为什么没有客店拒绝他投宿呢?此疑点之二。另外,原文中既然说商鞅没有通行证,那么他是怎么通过函谷关,然后顺利逃到魏国去的呢?呵呵,司马迁在文中没有写,估计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吧?此疑点之三。文中又说,商鞅逃到魏国后,魏国因为畏惧秦国,又怨恨商鞅在秦魏战争中曾经以欺诈的方式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卬(音同“昂”),以致魏军军心大乱而被商鞅击败。因此,拒绝接收商鞅,于是又把商鞅遣返回了秦国。按照正常的逻辑,魏国既然害怕秦国,那必然是秦国已经知道了商鞅逃到了魏国,因此不敢收留商鞅。那么魏国为了讨好秦国,最稳妥的办法,应该是把商鞅押送回秦国,直接交给秦惠文君处置。这样的话,又怎么会出现商鞅逃回自己封地商邑去发兵叛乱的事件呢?此疑点之四。最后要说的是,在司马迁的原文中,最大的疑点是商鞅造反这件事情。原文说道,商鞅回自己的封地商邑起兵造反,要知道商鞅的封地虽然是“十五邑”,但并非是十五座城,而是十五个小的乡村,总面积或许还不如现在的一个县。另外,商邑虽然封给了商鞅,但这个封地和先秦时期周天子给诸侯的封地是完全不一样的。以秦制,只是封地的税收归商鞅,商鞅对这些封地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请问他在自己的封地起兵造反,又有谁会听他的?退一万步说,就算确有些人和他一党,估计此时大部分也逃跑了,跟随他一起造反的,能有几人?要知道造反可是要灭九族的啊!按照历史学家杨宽的分析,商鞅的封地应该在今天陕西省的商县一带。按这样来说,商鞅在封地带领他的所谓“徒属”造反,居然能一路所向披靡,往西北方向杀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郑县。郑县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华县,位于咸阳的东面,距咸阳已经很近了,难道秦国的军队都是吃素的吗?我想商鞅真的造反的话,不仅没人附和他,即便有,他也不可能攻到咸阳附近吧。所以,《史记·商君列传》中关于商鞅逃跑和造反的记载,我认为完全不可信。司马迁是哪里找来的原始素材(或许是从民间听来的,也可能是自己编造的),我们不知道,反正在现有的史料中,只有《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可谓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战国策·秦策》中关于商鞅之死的记载: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最后,我们再看《吕氏春秋·无义》中关于秦孝公死后关于商鞅的记载: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可见,在《战国策·秦策》的叙述中,并没有商鞅逃跑和造反的记载,也没有说什么商鞅全家被灭族之类的话,仅说秦惠文君继位后,不久商鞅就辞官回家了,后来有人诬陷商鞅造反,秦惠王君就二话不说,直接把商鞅抓了回来,然后将他车裂,过程就这么简单。而在《吕氏春秋·无义》中,只说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魏国,然后魏国拒绝接收。也没有商鞅被拒绝投宿或回商邑造反之类的记载,至于商鞅在魏国被拒绝接收后,其结局如何,则没有记载。通过以上的三个版本的对比,我觉得《战国策》和《吕氏春秋》的记载虽然有出入,但至少更符合逻辑,而《史记》的记载则有太多的疑点。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编造(或者是采用别人编造的)一个商鞅逃跑和造反的曲折故事呢?我想,这应该与司马迁在个人情感上讨厌商鞅等法家人物有很大关系。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评价很低,他评价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另外司马迁评价其他法家人物也经常用类似语句,比如:评价吴起“以刻薄少恩亡其躯”,评价晁错”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耶?“等等。具体到商鞅事件,司马迁先写商鞅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拒绝投宿,再写商鞅回商邑造反失败,最终被灭族。我猜想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让商鞅自己说出:”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实施变法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底部啊)这句话,想通过商鞅自悔的方式否定商鞅变法的成效。二是通过商鞅造反事件来贬低商鞅,让后人觉得商鞅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逆臣贼子。三是想以此说明商鞅所作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希望后人引以为戒。可见,即便如司马迁这般的史学家,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在史料的取舍上,也难免有失偏颇。或许,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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