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在春秋战国之前，西周推行的是三公之制，是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制的。《史记》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可见最早的三公之制，至少在殷商帝辛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时候的三公很可能没有明确分工，只不过是帝王临时委任。比如西伯昌等三公皆未在朝中为臣，而是驻守封地。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即便是有三公，基本上也无法遏制列国的发展。列国此时大多变成了地方盘踞力量，为了加强地方权力的集中，模仿周天子建立更为系统的官员管理机制，列国出现了文武分职、将相辅佐君主的格局。《荀子》有：“今之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可见战国后期的齐国已经有了所谓丞相之职。原来的“相”，在西周之时，只是负责诸侯朝聘宴会时的礼仪秩序。可能由于接近于国君，就导致这些“相”们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逐渐就变成了国君的代言人。国君为天或王朝的代言人，而“相”则成为了国君的代言人，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了“百官之长”，是所有官员中的最高等级，可以总揽朝政。《左传》载：“崔杼立而相之，庆丰为左相”，可见齐国在相邦、丞相之制上似比列国更早，而且齐国出现了左右二相的情况，正是对三公之制的延伸，天子身边的三公本身可能是三权分立的模型。只是这种分立当时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文武分开来，更偏向文臣的丞相似也可掌握部分军权，比如崔杼就依靠身边的力量弑杀过齐国国君。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多受到中原政治制度的影响，楚国虽没有设立丞相之职，但是设置了令尹之职，所谓“令，发号也”，还有“令尹，号令百官之尹”，可见楚国的令尹本身就类似于中原的丞相，是可执一国之柄者。当然楚国的令尹也掌握了军权，楚国对外战争中就有很多主将是令尹的。《左传》有：“楚左尹子重侵宋”。所谓“令尹乃尹中最尊，故以国为言，犹如卿子冠军然”，令尹其实就是辅佐楚国君主管理朝政的最高辅臣。当然对于这种权力巅峰的人物，列国王室都相当重视，很多都由公族子弟或王室成员担任，比如楚国的很多令尹就是由楚国王室子弟担任，很少由外臣担任的。这就导致当时的列国权力依然还是高度集中于王室，这也难免促成了王室成员滋生了腐败习惯。而战国还有韩赵魏三国，这三国的渊源都是晋国。而晋国之制则更多来自西周体系，《韩非子》有：“解狐为其仇于简主以为相”，这即是说，赵简子时代的晋国卿大夫们，就已经在用“相”来管理国家了。《史记》有：“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战国策》有：“文信侯出走，与司之赵，赵以为守相”，《史记》有：“魏成子为相矣”，这即可见当时之韩赵魏皆有“相”制。跟列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秦国也推行丞相制度，但秦国的丞相制度最具特点，尤其是在商鞅变法后，担任秦国丞相的大多是超级人才。比如《战国策》有：“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史记》有：“惠王乃以张仪为相”，秦国设丞相，比列国实际都要晚了许多，比如商鞅在秦国二十多年，封侯最高之职业就是大良造，大良造才是秦国朝臣中的最高等级。惠王时代的封张仪为相国，才是秦国大力推行丞相之职的可能。史书中有：“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殷汤有左右相。周成王有左右相。”但真正可信的证据则是来自《史记》，所谓：“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可见秦国的秦武王时代，左右丞相制度已经在秦国成型了。而这两位左右丞相，则明显分成了文武方向，甘茂为文，樗里疾为武。《尚书》中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唯其人。”这个可能就是西周最著名的三公制度，尚不能看出丞相或是相国的说法。而史书有“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与上……设御史大夫，为副丞相……置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秦朝时代的三公已是变成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秦帝国建立大一统国家而后，第一个丞相或就是李斯，后来秦二世还设了个中丞相，第一任则是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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