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战国七雄之一，为何只有韩国没有强势的高光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先天资源不足，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君主角度影响和秦国商鞅变法与韩国申不害改革的对比分析
战国乱世，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群雄四起，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国家至少都有一段强盛的高光期；例如经过李悝、吴起变法之后战国第一位霸主魏国，胡服骑射的军事强国赵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强盛的齐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楚国，经过商鞅变法后来居上最终一统中原的秦国，就连恪守传统，偏居一隅的燕国也有过高光时期，疆域扩张千里，甚至一度灭掉强大的齐国。
在战国七雄中，唯独韩国没有真正强大过，在其数百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间是依附强国而生，偶尔趁着混战时偷袭一把灭了郑国，国土疆域达到鼎盛时期也不过是弹丸小国。那么，战国时期韩国为何从来没有强势的高光期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立国时的先天资源不足，地缘政治的影响，有外部环境的影响；笔者认为君主和改革失败的影响是最为关键的！我们先来了解下韩国的具体情况：
先天不足、地缘政治的影响
战国七雄中，韩国面积最小，实力最弱，并且四周强国林立，军事强国赵国、地域最大的楚国、战国最先强大的魏国、以及后起的虎狼之师秦国对韩国形成包围之势。这样的地理位置对于没有多大战略纵深的韩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三晋联盟时，韩国依附魏国一致对外，攻秦却楚时，魏国获得最大利益，魏国占领了秦国河西地区；但韩国与秦国的战争中，却战败失地；由此可以看出，由魏国主导的三晋联盟，一方面魏国借韩、赵的力量为自己兼并扩张战争服务，另一方面防止韩、赵染指周边的小国。
韩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限制，对外没有兼并战争（吞并郑国除外），韩国本身就国土狭窄，资源匮乏，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无法供养强大的军队，使得韩国在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中劣势明显。
更为要命的是，韩国是当时的天下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又引起周边的大国虎视眈眈；当三晋分家，马陵之战后，魏国衰落，齐国、秦国的崛起，一直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韩国很快就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笔者想说的是，韩国本身地缘资源和地缘政治的劣势并不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我们看看条件更恶劣的秦国和燕国，它们都后来居上的；除此之外，战国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各诸侯国的国力增长对韩国自身发展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外部环境变化对韩国的影响
韩魏赵三国分赃不均，导致联盟破裂
三晋分家时，晋国的主体部分被魏国分到，魏国经过魏文侯时期李悝、吴起改革时，迅速成为战国第一强国，对外发动兼并战争，在灭中山国的同时，联合赵、韩两个盟国，攻秦掠，魏国获得了秦国河西之地和楚国鲁阳、大梁等地，获得了最大的实利；而韩国、赵国虽然也参与魏国的兼并战中，获得寥寥无几，并且得罪了周边大国。
当韩国“趁火打劫”吞并郑国后，引起魏国的强烈不满，当魏武侯去世后，韩赵两国干预魏王的王位继承，之前韩魏赵三国分赃不均埋下的伏笔，最终导致三晋联盟破裂。
韩国外交政策受齐、秦两国崛起的影响
马陵之战之前，魏国是第一霸主国家，韩国不得不依附于魏国；当三晋联盟破裂后，韩魏两国矛盾公开化，魏惠王继位后开始攻打韩国，并占领马陵地位。鉴于韩国所处的重要位置，对当时的魏国是有利的，魏惠王多次采取会盟谈判以缓解两国矛盾，在申不害“示弱”的外交方针下，韩魏两国关系有所缓解，时战时好，总归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面对魏国的强势，韩赵两国抱团取暖关系越来越紧密，两国曾联合攻打魏国，也曾经联合攻打秦国；当魏国进攻赵国时，赵国向楚国、齐国求救未果后，又向老盟友韩国求救；此时韩国又走出了一步昏招，韩国非但没有出兵挽救赵国，而且还落井下石投入了魏国的怀抱。韩国在外交上朝三暮四地改变，完全没有信誉可言，这对韩国之后的外交发展影响深远。
马陵之战，魏国失去霸主地区，齐、秦两国崛起
马陵之战后，韩魏赵三国三败俱伤，魏国也从此失去的霸主地位，从此一蹶不振；赵国虽然没有丧失领土，但国力遭到严重削弱；韩国本来实力就最弱，此战役之后，国力大受打击，从此韩国由一个二等强国沦落为三等小国，毫无疑问，韩昭侯时期的“对外示弱”的外交原则成为之后韩国的外交政策。
马陵之战魏国沦落，齐国逐渐增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韩国由此向齐国、秦国“示弱”交好，而秦国却成为韩国新的威胁。
总之，从韩国对外政策看，马陵之战前，三晋关系变化对韩国影响很大。三晋关系的破裂，表面上看是韩国吞并郑国惹怒了魏国，外加韩、赵两国干预魏国王位继承导致联盟破裂，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强势对外扩张的魏国，限制了韩赵两国对外扩张和发展。
如果韩赵两国能够结成稳固的联盟，不仅能够制衡魏国，甚至可能避免马陵之战和桂陵之战的发生，进而影响韩、赵两国历史。当齐、秦两国崛起时，韩国的对外策略又发生了改变，总之，韩国的对外策略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先天资源不足是客观因素，外部环境影响是外因，这些都不是韩国弱小的决定因素；想当初，韩魏赵分家时，实力相差并不悬殊，然而魏国能成战国第一霸主，赵国在后期也能与秦国对抗；就连偏居一隅，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的秦国和燕国先天资源也都不太好，但是他们能够屌丝逆袭，特别是秦国最终统一中原，这与他们的后期改革发展有莫大关系。
纵观战国历史，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的崛起都跟改革和贤主有关系，对于其他六国发展的成功之路，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讲述，在这里就不一一复述了。笔者认为，韩国衰败的原因关键在于其君主和申不害失败的改革。本文重点讲述秦国商鞅变法与韩国申不害改革的异同，来剖析韩国衰败的原因：
韩昭侯对内政策的失误
韩国早在立国之初，鉴于自己处于四战之地，为了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积极寻求对外扩张，在一顿投机取巧中，完成了吞并郑国的计划。客观地说，三晋分家时，韩国明显不如赵国和魏国，但是随后的发展中，韩国与赵国、魏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主要跟魏国、赵国成功改革有关。
魏国早在魏文侯时期就开启“招贤纳士”的开明氛围，随后李悝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使得魏国的经济、军事都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变革，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霸主国家。赵国虽然没有取得有如魏国那样的辉煌成果，但赵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约以王道”等改革，使得“论功行赏”在历代君主中传承，也为后来的军事强国奠定了基础。
反观，同时期的韩国缺乏开明的政治氛围，韩国君主吸取晋国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企图以重用公族来避免重蹈晋国覆辙，在用人制度上盛行“贵亲”之风，这种保守的用人制度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在战国初期，虽然韩国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取得的效果远不如赵国、魏国。在韩昭侯继位之前的不到年时间里，韩国共经历七位君主统治，如此频繁的君主更迭直接影响韩国政策执行的连贯性。
与魏赵两国相比，韩国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原本是用来保护江山政权的公族势力，却使极大地牵制了君主权力，使得君主无法顺利地推行改革，直到韩昭侯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时，韩国才开启对内新一轮的整顿。
韩国的申不害改革与秦国的商鞅变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为什么改革的成果却相差甚远呢？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并为最终统一天下打下了基础，与之相反的是，申不害不能未能使韩国富国强兵，反而将韩国拖入衰落的泥潭。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商鞅变法与申不害改革对比分析
目的不同
商鞅与申不害都是法家，但两人的思想重心有很大不同，申不害重“术”治，商鞅重“法”治；法治的对象是民，而术治的对象是臣；法具有普遍的约束性，需要君臣共守，而术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需要君主独立操作；法是公开透明的，是有章可循的，术是隐藏君主心中的，需要臣子察言观色、揣摩上意。也就是说，商鞅变法对象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申不害，其对象包括君主在内的各个阶层，而申不害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大臣。
改革目的不同，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使秦国富国强兵，并不以一国一姓的王室为切入点，是整体的、全方位的改革；申不害的“术”，就是以加强君主权力为核心的，完全以君主的利益为主导，而商鞅的改革并不是以一王一姓的王室为切入点，其改革的结果是，韩国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但国力下降了，秦国以法律为治国的根本，历经六代君主终成一代霸主统一中原。
秦、韩两国改革内容不同
从改革内容来看，商鞅在法上采取轻罪重罚的原则，并且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监控，通过严酷的法律，让人民不敢触犯法律，从而达到对下层农民的控制。商鞅在对下层人民进行严密控制的同时，为了调动其积极性，还设置了奖励耕织和军功爵等政策。
商鞅的奖励耕织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经济逐渐繁盛；而军功爵则为秦国打造了一支虎狼之师，使得秦国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这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军事基础。商鞅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准确地找到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契合点，充分调动社会下层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下层民众打开一条进入管理阶层的途径。
申不害的改革内容除了强调用“术”治来加强君主集权外，还有“任贤使能”、“依法治国”等内容，在人才和官员的选拔上，申不害主张“循功劳、视次第”，其想法是好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行性大打折扣，在实际操作中，“视次第”要远远重视于“循功劳”，这就不能充分调动下层人民的积极性。
申不害虽然提出“依法治国”，但其逻辑混乱，没有制订出统一的法令，并且在推行法令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守法律制度，法律在韩国被“灵活运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于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以至于申不害变法成效不大。
战国时代，战争频发，一支强大的军队才是各诸侯国的立国之本，但申不害改革恰恰没有涉及军事；其改革还缺乏让国家富强的经济手段，没有因地制宜地针对“国小地贫”的实际情况，制定农业生产方案；缺乏强大农业的支撑，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申不害改革实际效力是多么有限。
笔者认为，申不害改革失败的原因还有其关键一点，相对于商鞅富秦的坚定信念，申不害即是韩国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更是改革的“破坏者”，他更像一个战国乱世时期，改革的“投机分子”，只是跟随潮流，为了改革而改革。
秦孝公和韩昭侯对各自改革的影响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秦孝公将改革事项完全交给商鞅辅佐；而韩昭侯表面看不干预申不害的策划和执行，但真正的决策者确实韩昭侯；秦孝公看重的是法治和富国强兵，韩昭侯更感兴趣的是对大臣的“术”治。
客观地说，韩昭侯如果适当地利用“术”，可以加强君主权力，增强对官员控制力，让他们忠心耿耿，然而过分地利用“术”，明显是自欺欺人，弄得人心惶惶，反倒限制官员能力的发挥，影响行政职能的效率。
韩昭侯过分地利用“术”治，长期以往大臣不敢进谏，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能听取下属的建议，而官员们为了自保，便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在这种氛围之下是难以制定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方案的。
综述
笔者认为，表面上看三晋分家之时，赵魏韩各有所得，其中赵国得地最广，魏国领土最为肥沃，韩国扼控王畿地缘优势最大，即使韩国未占领郑国之时，韩国战略位置已足以令人羡慕。韩国天下咽喉位置，成为诸侯必争之地，四周都被列强所包围，给韩国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兵患。
在经济资源上，韩国是战国七雄最为弱小的国家，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相对恶劣的地理条件使得韩国积贫积弱；在对外战略理念上，从地区性强国到依附强国的对外战略理念，在战国后期始终夹在周围大国之中，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加上政治上混乱，无法整合自己已有资源，始终以一个防守型危难小国形象出现。
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韩国始终处于强敌包围之中，在整个战国时期，韩国都依附强国而生，在联盟中也充当无足轻重的配角。在对内改革上，韩国申不害以“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其效果与魏国李悝、楚国吴起、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燕国的乐毅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与秦国的商鞅变法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韩昭侯虽然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但其个人偏好严重阻碍的改革的进行，术治虽然加强了君主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却没有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全国都在围绕怎样讨好君主这个课题而行动；在战国乱世，韩国疆域不断缩小，国力日趋衰落，到了韩昭侯时期就进入了加速衰落轨道。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整个战国时期，韩国就没有出现一次高光时期，到了战国末期，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国，被秦国轻取。
参考文献：《战国策》、《左传》、《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