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是战国时期魏国由盛转衰、齐国进入强盛的重要标志。但一直以来，关于马陵之战的地点存在诸多争议，聚讼纷纭。影响较大的有元城说（今河北大名）、鄄城说（今山东鄄城、河南范县、山东莘县一带）、郯城说（今山东郯城）。
元城说。最早为马陵之战的“马陵”作注释的是东汉学者高诱，他为《战国策·齐策一》“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魏破，韩弱”作注云：“马陵，齐邑也。齐杀魏将庞涓，虏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韩弱’。”高诱的注释仅交代了马陵属于“齐邑”。
持马陵“元城说”的学者是西晋杜预。《左传·成公七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杜预注：“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地名马陵。”继杜预之后，东晋学者徐广也认为马陵“在元城”。《史记·魏世家》：“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均注释“马陵”为：“徐广曰：‘在元城。’”
杜预对“马陵”的位置给予较为详细的记录，但他是为马陵会盟的马陵作注。后来徐广认为马陵之战的马陵即马陵会盟的马陵，裴骃、司马贞为《史记》马陵之战作注时采纳了徐广的观点。
鄄城说。持马陵“鄄城说”的是东晋学者虞喜。前引《史记·魏世家》关于马陵之战，张守节《正义》引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张守节配有按语：“庞涓败即此也。徐说马陵在魏州元城县东南一里，庞涓败非此地也。”张守节认为马陵之战在鄄城，否定了徐广“元城说”。从今天的地理位置看，河北大名、山东莘县、河南范县、山东鄄城依次毗邻。而且在历史上，这四个县之间行政区域有过多次的整合。
郯城说。黄宝先《马陵战址莘县说与郯城说之比较》（《历史教学》年第5期）一文指出，“郯城说，最早见于史书的是明万历十六年刻本《沂州志》，其《山水志》载：‘马陵山在州东九十里，与郯城接，状如奔马，直抵宿迁……齐伐魏，孙膑胜庞涓于此。’”“郯城说”出现较晚，但有五个有利条件。
第一，据《左传》关于会盟的记载可知，春秋时期，两国或多国会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常是某一国家或少数国家顺服于主盟国。在这种情况下，会盟地点都在顺服国的国内或顺服国附近。“莒服故也”是马陵会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马陵可能距莒地不远，有利于“郯城说”。
例如，《春秋·成公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杜预注：“虫牢，郑地。”《左传·成公五年》：“冬，同盟于虫牢，郑服也。”郑国顺服于他国，会盟地点选择在郑地。再如，《春秋·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杜预注：“辰陵，郑地。”《左传·宣公十一年》：“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陈国、郑国顺服于他国，会盟地点选择在郑地。《左传》中关于此类会盟的记载还有几例，会盟地点都在顺服国的国内或顺服国附近。
由《左传·成公七年》“八月，同盟于马陵，寻虫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可知，马陵会盟的原因是“寻虫牢之盟”，也是因为“莒服”的缘故，所以会盟地点“马陵”可能在莒地附近。再联系郯城距莒地较近这一事实，以及前述徐广等人认为马陵之战的马陵即马陵会盟的马陵等观点，可推测马陵之战的马陵有可能在莒地附近的郯城。
第二，郯城出土的大量兵器可能是鞌之战郤克军队遗留，《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郤克曾率晋军“追齐至马陵”，这有利于“郯城说”。
20世纪50年代以来，郯城马陵山附近出土了大量兵器，有铜箭镞、铜剑、铜戈等。李学勤在《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年版）中撰有《郤氏左戈小考》一文，他指出：“郯城马陵山一带出土文物，引起我很大兴趣，特别是其中一件郤氏左戈，相当重要。……戈上的‘郤氏’，依照这类铭文的体例，乃是地名……由上所论，郯城大尚庄这件戈应该是魏军的兵器，年代也能与马陵之战相合，这是有利于马陵郯城说的。”文中认为戈上的“郤氏”是地名，“这件戈应该是魏军的兵器”，似可商榷。该文还有“由此推想，郯城大尚庄的‘郤氏左戈’也不会早于战国中期”之语，李学勤在《珍秦斋藏金·秦铜器篇》“前言”第14页还有“铭文人名不应有氏”之语，这也值得商榷。《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鞌之战晋军（主将郤克）追齐军至马陵，无论两军在马陵开战与否，都可能在那里遗留兵器，而“郤氏左戈”有可能是郤克的兵器。吴良宝《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华夏文化论坛》年第1期）一文认为：“近见一件私家收藏的有铭战国秦戈……内部正面刻有2行11字：‘十四年上郡守匽氏造，工鬶’……从形制与铭文来看，戈的铸造年代比较早，应是秦惠文王时的兵器。戈铭中的‘匽氏’，可与上引青川木牍、珍秦斋藏兵器的铭文相对照，视为同一人应无问题。”吴镇烽《新见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年第2辑）一文指出：“匽氏，上郡郡守，此戈的监造者。”这两篇文章可否定“铭文人名不应有氏”的观点，也可旁证“郤氏左戈”中的“郤氏”可能是人物而非地名，且吴良宝认为“上郡守匽氏戈”年代为“秦惠文王时的兵器”，也与郤氏左戈（可能为郤克兵器）的时期相当。
前述徐广等人认为马陵之战的马陵即马陵会盟的马陵，而马陵会盟与鞌之战又都发生在春秋时期，故马陵之战的“马陵”有可能是与鞌之战相关的“马陵”。这样，郯城出土的大量兵器尤其是“郤氏左戈”有利于“郯城说”。
第三，《汉书·五行志》记载，鞌之战晋军“追亡逐北，东临海水”，颜师古注曰：“谓逐之三周华不注，又纵之，入自丘舆，击马陉，东至海滨也。”郯城距离海滨较近，亦有利于“郯城说”。
《汉书·五行志》记载：“晋外灭二国，内败王师，又连三国之兵大败齐师于鞌（师古曰：谓成二年晋郤克……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鞌，齐地），追亡逐北，东临海水（师古曰：谓逐之三周华不注，又纵之，入自丘舆，击马陉，东至海滨也）。”“马陉”即“马陵”，如《左传》对鞌之战记载为“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史记》对此记载为“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裴骃《集解》引徐广的观点对“马陵”的“陵”注释为“一作‘陉’”）。结合颜师古注释及前文，郯城马陵更符合晋军追齐“东临海水”“东至海滨”的说法。
第四，《史记·魏世家》记载，庞涓和魏太子申追击孙膑的途中经过外黄（今河南民权），外黄与郯城之间的距离有利于“郯城说”。
《史记·魏世家》外黄徐子对太子申说：“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太子申听后想撤军，但被其御劝阻，于是继续追齐军。太子申与徐子对话，当在庞涓、太子申“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之前。因为按常理说，他们“弃其步军”，纵轻骑“倍日并行”（昼夜兼程）的过程中，不太可能中途会客。因此，魏军昼夜兼程追赶齐军可能是过了外黄以后的事。通常情况下，骑兵一昼夜行七百里是没问题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就有“去长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之语，而外黄到鄄城、范县只有三百里左右，到莘县、大名也只有四五百里，其距离应不足以庞涓、太子申率轻锐“倍日并行”。况且庞涓、太子申昼夜兼程可能不止一日一夜。
与前述鄄城等地相比，郯城距外黄较远，两地之间的路程更适合魏军轻锐“倍日并行”，且据文献可知，大梁到郯城之间（外黄在两地之间）的交通较为便利，《史记·楚世家》有“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之语。交通便利，也是魏军长驱直入齐地的重要原因。而此前庞涓在桂陵（从外黄看，桂陵与鄄城、大名方向大致相当，它们距离不远）受过伏击，若再往曾遭受伏击的方向追击，应有所顾忌。因此，外黄与郯城之间的距离有利于“郯城说”。
第五，齐军诱敌路线“大梁西—大梁—外黄”有利于“郯城说”。
当代很多马陵之战的研究者认为马陵之战时魏国国都在大梁，但魏都那时还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如《史记·魏世家》记载：“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安邑近秦，于是徙都大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了解当时魏都在安邑，对研究齐魏双方的行军路线有价值。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和庞涓所言齐军“入吾地三日”属实，则可知当时齐军已深入魏国腹地，而“过而西矣”很可能是指齐军已经过大梁，向西（魏都安邑方向）进军，“直走魏都”（《资治通鉴》周纪二）。
马陵之战没有争议的是，魏军的行军路线肯定是尾随齐军。既然齐军已经过大梁西进，前述魏军在追击齐军的过程中又经过外黄，那齐军诱敌的路线肯定有一段是“大梁西—大梁—外黄”，这一路线大致是由西向东走向，而鄄城、范县、莘县、大名几乎在外黄正北方。如果孙膑在庞涓的“追击”下，选择在鄄城等地设伏，齐军就要在外黄附近拐弯，拐近乎直角的弯，才能到达鄄城等地，这有悖行军常理。
总之，在以上诸说中，马陵之战“郯城说”论述充分、合理，笔者赞同此说。
（作者单位：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年3月12日总第期作者：王佳伟陈兵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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