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凝聚之一。它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表现渠道，文学的历史也是人类精神情感历史的重要记录。
认识了解人类文学的历史，是回顾人类精神情感历史，铸造当代人精神情感家园的捷径之一。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记录，对中国人陶冶情操，铸造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宁稼雨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年版。
作为人类精神情感记录的文学，其产生发展历程受到其载体记录方式的制约。在文字产生之前，文学是通过口头传承流传的。文字出现给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文学在此基础上得到蓬勃发展。
文学又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所以，本书把中国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把握梳理。
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主要经历了史前蒙昧文化、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和文化转型五个大的历史段落。其中“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是主体部分。
史前蒙昧文化是指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准备和序幕时期。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可以看到，华夏史前文明时期已经具备了农耕文化、家庭本位和伦理观念的雏形，为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帝王文化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的奠基时期，主要体现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从诸子百家思想，到周礼礼仪的确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无不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从各个方面奠定基础。
士人文化是指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时期，以体现文人阶层的观念修养为主要特色。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揭开了它的序幕，唐诗宋词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和生活。同时，中国文化的文雅气息，也逐渐从帝王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枝独秀之花。
市民文化是指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以表现市民阶层生活和愿望为主。市民阶层登上社会舞台，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无限生机。从勾栏瓦肆，到秦淮河畔，戏曲小说中的市民生活是古代大众文化的集中缩影。
《中国文化史》
文化转型是指近代，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大炮不仅打开了中国国门，也输入了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在此强烈冲击下，从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潮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
一、帝王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这个时期包括先秦、秦汉，也就是本书所分的帝王文化时期。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
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这个时期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台湾《诗经》邮票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这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
《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按照音乐分类，共有“风”、“雅”、“颂”三部分。《诗经》中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创作的艺术传统，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诗经》中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人民多样的思想感情，都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反映。
战国后期，在南方产生了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即楚辞。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楚辞形式创作了《九歌》和《九章》。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除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精神和浪漫色彩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米芾书离骚经帖
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
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
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祭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论语正义》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论语》、《孟子》或警策，或雄畅，《庄子》则文学性最强。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后一时为序，或以国为别，其中的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战国策》的人物描写更有个性，技巧愈加高明，言辞愈加铺张，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秦汉文学属于这个时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为己任。
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濞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
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
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并由此醖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乐府诗集》
两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用文学来歌舞升平，弘扬国威，于是辞赋应运而生。汉赋经过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几个发展阶段，给予魏晋辞赋和唐宋文赋以直接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乐府本是建于西汉武帝时的官方采诗机构，其所采集的民歌即称为乐府诗。乐府民歌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心态、愿望和要求。其着力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精神和赋、比、兴各种手法的互补运用，与《诗经》一脉相承，而它长于叙事铺陈，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有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在汉乐府民歌哺育下，汉代文人五言诗也由酝酿而逐渐发展成熟。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是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抒发了动乱社会下层士子的牢骚不平，情调难免感伤。与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不同，《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被后人赞誉为“五言之冠冕”。
司马迁墓祠
代表两汉时期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此书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开创了纪传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向来为人们称道。从文学角度看，它所塑造的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闪耀着鲜明独特的个性光彩；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谋篇布局的多样和巧妙，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为止。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宋代这样长的时间划为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
第一，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整体风貌是士人文化，文人文学是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第二，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三，随着文学独立自觉局面的出现，代表文人文学几种重要文体（诗歌、散文、词）在这个时期臻于完备，并且达到这几种文体的最高成就。中古时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个时期文学获得更加自觉的发展，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的。
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的共同风格，其中以曹植和王粲的诗歌成就最为杰出。
赵雍绘《建安七子度关图》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变易，阮籍、嵇康、左思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或气骨遒上，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西晋代表人物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渐多丽辞缛采。
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能超拔流俗的大诗人是陶渊明。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其散文和小赋数量不多，却十分出色。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地位。
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胡适书杜甫诗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的技巧。以曹操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
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南北朝时“文”“笔”之分日渐明显，许多文人专力于诗歌和骈文的创作。
南有谢灵运、谢眺，多作描绘自然景色的山水诗。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情怀，颇有气魄。北有庾信，其诗在北方比较沉寂的文苑中独标清新，在社个形式上可称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骈文则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文体，规矩虽多，有些佳作仍粲然可观。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耀。因南北地狱、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差异，南朝吴歌、西曲大都具有明丽柔婉的风格，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却刚健亢爽，如裘马大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颇引人注目。以晋干宝《搜神记》等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实开后世文言小说之先声。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文心雕龙》尤其体大思精，今已成为显学。
《六朝小说学术档案》
唐代文学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堪称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古体、近体争奇斗艳，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星驰云涌。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走向社会、贴近现实，发为清新健康的歌唱。他们在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大胆探索，为唐诗的空前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以王维、孟浩然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写闲情逸致，但格调高雅，意境幽美，人称“诗中有画”，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其作品多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或奇峭，有显著特色。
接着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杜甫诗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号称“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白与杜甫，分别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的伟大诗人。
顾炳鑫绘李白吟诗图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
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
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
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
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
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
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全唐五代小说》
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唐宪宗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纲领，以巨大热情写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新题乐府》十二首等组诗，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时弊进行讽喻批评，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堪称古代长篇诗歌中的杰作。
和元白诗风殊趣的，有以韩愈、孟郊为首崇尚险怪、以理入诗的一派。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尚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在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以其诡异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诗歌。到了晚唐，诗歌气格趋于卑弱，染上浓厚的感伤色彩。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杜牧长于七绝，内容多伤春惜别和咏史怀古，风格俊爽自然；李商隐的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其“无题”诗工于比兴，意蕴深永，但有些作品则未免晦涩难解。
陆俨少绘李商隐诗意图
散文是唐代文学的又一大收获。唐初骈文盛行，虽不断有人提倡简朴实用的散文，但影响不大。到中唐时，韩愈、柳宗元以复古相号召，致力于恢复散文的主导地位，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的散文有比较充实的思想内容，力求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感情真切，内容形式都达到了推陈出新的境地。晚唐散文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小品文为代表，鲁迅赞誉之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由于古文运动的濡染，晚唐还产生了散文化的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诗歌散文之外，唐人传奇的成就也另人瞩目，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渐趋成熟。词于盛唐以后兴起。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新诗体，最早起源于民间，中唐以后文人染指渐多；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以词写亡国之恨，虽然境界不高却感慨遥深，情真意切，语言朴素自然有珠圆玉润，多属艺术精品。宋代在政治、军事上显得软弱无力，在经济文化方面却相对繁荣，词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北宋初期，朝廷上下耽于享乐，词在上层士大夫文人晏殊等人手里，成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词风未脱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个人遭遇不幸，词风格多低回感伤色彩。范仲淹有革新思想，有以镇守边塞，经历丰富，写出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在柳永手里，宋词有所革新。他从都市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大量创制并写作了慢词，富于平民色彩，在百姓中传唱甚广。
苏轼书法
苏轼不满柳词的囿于风花雪月，有意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摆脱音律的过多束缚，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他的“以诗为词”，给北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并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
除柳、苏之外，秦观、贺铸、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词人，都分别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宋室南渡以后，感时伤乱、抗金爱国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期词人多经历靖康之变，其词一改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
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他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和创造。他的词多种风格并存，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属于辛派的词人有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而不免剑拔弩张。
沈尹默书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宋诗的成就不必与唐诗并论，自有特色。概而言之，唐诗主情韵，宋诗主理致。宋初诗人学李商隐，号西昆体。到欧阳修手里，宋诗注重气骨、长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
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重视诗歌语言的创造，有“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说，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成为江西诗派的宗主。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突出的爱国诗人，留下诗作近万首，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至宋初仍未改观。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的潮流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随之兴起，宋代散文取得了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
欧阳修是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他坚持“事信言文”的创作主张，极力提倡平易通达的文风，所作散文极富情韵。在他的提携下，文坛人才辈出，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其中苏轼成就最高，散文诸体兼备，自由挥洒，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其《前赤壁赋》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的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在唐代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话本，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滥觞。诸宫调和南戏也已经出现。
《全宋词》
三、市民文化和转型时期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这个时期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个时代。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二是市民文学取代文人文学，成为文学殿堂的主角。具体表现为：
第一，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
第二，文学传媒出现了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
第三，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第四，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
昆曲《牡丹亭》剧照
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
第五，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元代以后中国文学的走向的确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近古期的第一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
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
经过自宋至元的长期酝酿，元杂剧以它高度的社会价值、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独特形式体制，开辟了我过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等，都是元杂剧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元末杂剧衰微，南戏又复盛行，出现了高明《琵琶记》这样的杰作。南戏的兴盛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入中原地区，元代还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就是散曲。一般所说的元曲，是杂剧与散曲的合称。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由两支以上属于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散曲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元曲邮票
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以关汉卿和马致远为代表，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与乔吉，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与元杂剧、散曲的成就相比，元代诗文创作相对衰落，没有很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元末明初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二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
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
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但与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学相比，仍然还有江郎才尽之感。
相比之下，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市民文化背景下戏曲、小说方面的收获。李贽作为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化的旗手，其思想在明代中期以后文学艺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李贽的重要思想核心是提倡“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同时，反对传统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等正统思想的虚伪与丑陋，注重人性中被压抑的欲望，认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尤其重要的是，李贽高度赞扬流传在市井的通俗小说、戏曲。在李贽思想的影响和倡导下，不仅市民文学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实体性成绩，同时，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与李贽相关的人之中，往往都是李贽思想学说的实践者。
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作为这种理论的重要实践，他们的散文清新朴素，自然平淡，具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真挚美感。
在叙事文学领域中，这种体现市民阶层生活情趣和自由意志的理念也得到极大发展。《西游记》中敢于犯上作乱、号称“齐天大圣”的孙悟空，《牡丹亭》中“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杜丽娘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足迹，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体系与价值判断。
升平署彩绘孙悟空
另一方面，在市民文化背景作用下，这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变化是，以往“讲史”“英雄传奇”“神魔”等远离现实生活普通人的“高大上”题材逐渐被描写现实生活普通人的“世情”题材所取代。
其中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为肇始，冯梦龙《三言》和凌濛初《二拍》紧随其后，经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各种摸索，到曹雪芹《红楼梦》终于完成文学题材主人公的主体更替，现实生活及其扮演者成为文学的主体描写对象。
同时，戏曲、小说、民歌等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形式也逐渐取代传统诗文，成为文学体裁的主要样式。文学领域市民化的巨大变化成为明清后期中国文化舞台完全实现重心转移具有说服力的文化现象。
综上可见，从先秦两汉，中经魏晋唐宋，再到元明清，伴随中国文化舞台从帝王——士人——市民的三段演化，中国文学也大致经历了基本与文化舞台中心同步变化的演进轨迹。明确这个从文化到文学的重心转移过程，对于宏观把握中国历史文化走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统摄规定制约作用，掌握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现象的背后制约动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近古期的第三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砲声是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
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
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
主政北京大学时期的蔡元培
在“五四”运动之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大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