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法家人物总是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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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纪录片《书房里的中国》

先秦诸子中,法家是颇为特殊的一支。

时逢乱世,法家因其极富实用性的主张,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在春秋争霸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思想与改革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但那些一度声名显赫的法家,到头来却总是「不得善终」:商鞅车裂于秦,吴起肢解于楚,韩非客死云阳,李斯惨遭腰斩。他们推动了历史,自身也被历史碾碎。

为何他们的宿命总有惊人的一致性?这恐怕要从法家的起源与核心主张中找答案。我们特邀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老师为我们解读这段历史。

02:40

01.

法家的起源和主张

法家,萌芽于春秋早期,在战国末期趋于成熟,到了汉初,终于成为与儒家并列的「六家」之一。关于法家的起源,马勇老师支持「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王官,即周朝的官员。他们不仅执掌朝政,也在当时的贵族教育机构「官学」中任教。「官学」汇聚了当时的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因而能够孕育出儒、墨、道、法等学派也并不奇怪。《汉书·艺文志》中就认为,法家起源于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汉书·艺文志》,概述了先秦各学派、思想的脉络源流。作者:班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年

既然诸子百家有相似的起源,又各有治国兴邦的理念,为何法家格外受统治者的欢迎?因为只有法家,把「富国强兵」这四个字推演到了极致。他们注重「耕战」。地种好,就有粮食;仗打好,就能开疆扩土。道理是不错的,但他们狭隘地将种地和打仗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甚至是唯一的正事。因而那些与耕战无关的工作和人,无论是儒生、商人还是官员,都在法家的轻视和打压之列。他们主张「利出一孔」。也就是说,要由君主掌握全国范围内所有获利的途径,让百姓只能通过君主划定的唯一渠道求生。这个「唯一渠道」,就是与富国强兵、君主专制相关的「耕战」。他们提出君主应该「抱法处势用术」。其中的「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指「刑」和「赏」——用严刑峻法处置胆敢违逆君意的人,把赏赐作为棍棒之外的胡萝卜,吸引人为自己所用。「势」,则是指地位与权势,是君主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维持绝对控制力的根基。「术」,就是权术计谋,是驾驭臣子的手段。「抱法处势用术」,就是要维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权谋操纵臣下,把严刑峻法作为工具,实行高压统治。

◎韩非,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集大成者,结合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主张,提出治理国家应法、势、术并重。图片来源:Wikipedia

由此可见,法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色彩,手段高效而残酷。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将整个国家打磨为「战争机器」,只听国君一人号令、如臂使指。一统六国的秦,就是这样极端贯彻法家理念的例子。

02.

法家悲剧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法家人物总是不得善终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变法过程中必须触动旧贵族的利益,手段又往往相当激烈。春秋战国,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自中国变法第一人、编撰《法经》的李悝开始,废除旧贵族的世袭俸禄与田产、培养平民军队,就都是法家改革纲领的重要一步。在楚国,吴起就剑指旧贵族,「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扑。等到赏识吴起的楚悼王去世时,「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将吴起射杀,还要在他死后施加肢解之刑。商鞅变法时,手段更加残酷。他不仅颁布《恳草令》,废除世袭、奖励军功,设置二十等爵制;还废分封、推郡县,实行土地私有制。为了让变法得以推行,他坚决地镇压了旧贵族。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对变法有异议,他就将其逮捕,施以黥刑(也就是墨刑,指在人脸上刺字并涂上墨汁);鼓动太子作乱的贵族公子虔,被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如此手段,自然导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也为商鞅后来车裂身死埋下祸根。法家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得不到百姓的拥护。打击贵族、设立平民爵位,看起来好像是一件颇有正面意义的事,为什么百姓并不拥护呢?因为在法家的统治下,百姓的生活更加悲惨。在法家著作《韩非子》中,这样阐述君与民的关系:

「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起死,安平则尽其力。」

民众,就是要危难时拼死作战,和平时充当劳力。民众对于君主,就只有这样的工具价值。若民众不甘于这样的命运,想要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行不行呢?《商君书》里这样说: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轴,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

多施加禁令,让百姓的才能无处施展;尽力驱使他们,让民众无暇顾及耕种与征战之外的事,绝不能给民众选择的自由。

◎《商君书》,战国时期法家代表著作,记载了变法的原则与具体的法令军规。译注:石磊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年

除此之外,还要「辱民」、「弱民」。如果在统治者给出的官爵体系之外,民众还能有机会获得尊严、积蓄财产,朝廷的掌控能力自然就会下降。务必要使百姓活得十分屈辱、饥寒贫弱,才能心甘情愿地摇尾乞怜,为「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贡献全部力量,彻底匍匐在权势之下。最危险的是,法家的一切行为,都以「君主」为中心,一国上下,没有任何可以制衡极权的力量。他们的思想极端到什么程度呢?在《八奸》中,韩非把臣子「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的行为也列为「奸谋」。也就是说,取悦民众、为民请命的并不是忠臣,只要违逆了君主的意思、使自己得到民众的赞扬,就是需要铲除的「奸逆」。为除奸逆,要「禁心、禁言、禁事」,从思想到行为,都要把臣民彻底置于王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君臣之间自然没有任何温情的往来,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和阴谋算计:「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法家打击贵族、镇压百姓,亲手豢养了「专制」这头猛兽,把绞索套在君主之外每个人的脖子上。当法家处于君主的庇护之下时,尚可有一番作为;一旦猛兽出笼,就再也没有把它关回笼子的能力。他们信奉严刑峻法,施暴行酷政,最终难逃被强权碾碎的命运。

03.

法家的另一种可能

秦二世而亡,似乎为法家治国蒙上了一层不详的阴影。但法家本不是只有「严刑峻法」、「反智弱民」这样的治理手段。马勇老师提醒我们,在严酷的「秦法家」之外,其实还有相对中和宽容的「齐法家」,让我们看到了法家的另一种可能。齐国的法家代表人物是管仲。与「秦法家」相似,管仲也认同「富国强兵」的重要性,提出「利出一孔」的主张,鼓励耕作,重视刑赏,但在实践上与秦大有不同。

◎《管子》,先秦时期各学派言论汇编,托名为管仲所作,但很可能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时期。集中体现了管子学派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思想。译注:李山,轩新丽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年

在理念上,齐国注重「民本」思想,不把民众当做工具草芥,而是视其为国之本、民之天。面对异见,齐国的君主也不是一味打压排斥,而是敞开胸襟,广开言路,矫正治理中的偏差。这一点,从流传深广的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就可见一斑。

◎邹忌讽齐王纳谏,用邹忌自家妻妾的故事劝谏君主广开言路、改良政治。图片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齐国也很重视刑赏,但不像「秦法家」那样,完全以威势和奖赏统御民众。齐国重视道德教化与礼乐熏陶,把刑罚与赏赐当做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因此,齐国产生了与秦地完全不同的民风气象。在《诗经》中,齐国的民歌总是格外轻快活泼,社会生活也丰富多彩,与秦地忧郁、凝重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分遗憾的是,面对「秦法家」打造的高效、专制的战争机器,「齐法家」最终落败,没能将宽仁、中和、民本的思想完整地传递下去。站在当时的背景中看,这或许是一种必然。但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应当能清楚地认识到,「秦法家」推动变革,固然有顺应时代的一面,但他们不施仁义,试图用严刑峻法编织极权之网,帮统治者收拾人民,必然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即使煊赫一时,也只能落个烟消云散的下场。

尊重人性,才是历史应有的选择。■

参考资料

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06

商君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09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出版社.-07

杨玲.先秦法家思想比较研究——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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