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之日，便是破产之时”，这是时下不少年轻人的哀叹。这一声哀叹，道出了现今婚嫁耗费之巨大，令许多年轻人对婚嫁望而却步，甚至不敢谈婚论嫁。
婚嫁耗费，是一种陋习，古已有之。
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婚嫁仪礼虽然略有不同，但大致都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进行。这六礼，每个环节都需要花钱，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了：支付给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男方给女方的聘礼，女方的嫁妆，以及举行婚宴的花费等。
古代婚嫁，需要有“媒妁之言”，即便后来媒人成为一种职业，其说辞往往多有虚夸欺骗，人们在婚嫁时依旧需要聘请媒人，故而支付给媒人的钱是少不了的。
现代人自由恋爱，无需媒人，这笔钱自然可以省下。但也有人出于各种原因，没能自己谈恋爱，因此在婚姻中仍然需要媒人从中撮合。另外时下某些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以及婚恋网站等，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媒人类似。而上一回电视或婚恋网站，这笔花费应该不在少数。
占卜的费用，主要发生在纳吉、请期。古人迷信，认为婚嫁男女的命数要相合，结婚要选择吉日。因此，男方在请媒人去问名，将女方的名字、八字取回后，要进行占卜，此即纳吉。若卜得吉兆，则备礼通知女方，女方答应后，男方又要通过占卜，确定娶亲吉日，然后派人告诉女方，征求女方的意见，此即请期。
那么，在古代，占卜的费用要多少？《史记·日者列传》有段记载说：“且夫卜筮者……而以义置数十百钱……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由此可见，占卜一次收费大约在百钱左右。而如果进行二、三次占卜，则要收费数百钱。一百钱或数百钱，对大户人家当然不算什么，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聘礼发生在纳采和纳征这两个阶段。
纳采就是提亲，说白了只是一种试探，男方在未得到女方应允确认的情况下，自不肯花大钱，所以花费相对较少。春秋战国时期，男方一般以玄纁束帛和俪皮作为纳采之礼；魏晋之后，男方改以羊、雁等物作为纳采之礼，都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只是图个吉利罢了。
当然，富贵人家的纳采之礼另当别论。比如，清朝皇帝结婚的纳采礼品就包括了鞍辔具全的文马十匹、甲胄十副、缎百匹、布百匹；皇子的纳采礼品包括了金约领一副、大小金簪各三支、金珥六个、金钏四个、金衣钮百粒、银衣钮二百粒、制衣用貂皮一百零四张、制帽用貂皮三张、制被褥用狐皮二百五十张、水獭皮七张等。此外，还要赐福晋父金、银、狐皮、貂帽、金带、佩饰、靴袜及马一匹；赐福晋母金珥、狐皮袍、獭皮和马一匹。这是皇家礼仪，耗费之巨，是普通人家比不了的。
婚嫁真正的巨大耗费负担是纳征的聘礼以及成婚时的嫁妆和婚宴。
汉朝时，皇室婚嫁的聘金，已经多到令人乍舌。西汉初，吕后让汉惠帝娶其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聘金为黄金二万斤，折合货币约二亿钱，其后遂成定制，所以《汉旧仪》说：“娉皇后，黄金万斤。”另外，皇帝娶嫔妃的聘金虽略少一点，但也要约四千万钱，诸侯王娶王后的聘金一般也要数百万钱。（笔者注：有人做过研究，汉朝猪肉价，一斤大约值六、七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此来换算。）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皇室诸侯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汉朝的大小官员和地主富商们纷纷仿效，娶妻聘金少则十万钱，多则上百万钱。西汉的“穷光蛋”东方朔娶妻，花费的聘金就在十万钱左右；东汉末年的董卓娶妻，聘金更加高达一百六十万钱之巨。
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婚嫁，聘金也要数万钱。东汉时，有个叫展允的官员，因为拿不出巨额聘金，到五十岁还未能娶妻，后来在其上司和同僚帮助下，凑足聘金二三万钱，按照普通老百姓的礼仪，方勉强娶到妻子。
魏晋之世，由于之前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民生凋零，故而统治者较自觉地规范婚嫁耗费。如曹魏时就规定，诸侯娶妃以皮马为庭实，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匹。到晋代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略有增加，但用绢也不能超过匹。
唐朝时，统治者对宫室和贵戚官僚家的婚事聘金亦有明文规范限制。《唐律·户婚律》规定，三品官以上嫁女受聘不得超过绢三百匹；五品至三品不得超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
然而，由于门阀相互攀比和买卖婚姻盛行，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的老百姓，婚嫁花费都远超《唐律·户婚律》之规定，奢侈之风，为历史所罕见。据敦煌唐朝写本《孝子传》记载，当时有人娶一寡妇，定亲礼竟包含了“璧两双，杂彩千匹”和“奴婢百人”，耗费十分惊人。
宋朝男女婚嫁，有下定和送聘两个环节，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纳征。下定彩礼有：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褙及缎匹、茶饼等物。送聘的彩礼有：金钏、金鋜、金帔坠，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疋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此外还有银铤，叫下财礼。宋朝婚嫁中的这两项彩礼，耗费不菲，普通老百姓也是难以负担的。
到元朝，据说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反对聘礼过重，故而元朝初期的统治者也十分注意民间聘礼问题。至元八年，元廷曾对民间婚姻聘财等事作出规定：聘礼，包括表里、头面等诸物在内，官员一品、二品为五百贯，三品为四百贯，四品、五品为三百贯，六品、七品为二百贯，八品、九品为一百二十贯。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三十贯。并可“以宝钞为财，以财畜折充”。
即便元朝统治者对聘礼数目做了限定，仅以庶人下户三十贯算，也要三万钱，若不考虑物价因素，实际上与汉朝的聘礼相当，这笔钱，对老百姓而言自是不小的负担。
因此，到元成宗大德八年，元廷根据“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等情况，再次对聘礼作出规定：上户聘礼为金一两，银五两，彩段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为金五钱，银四两，彩段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下户为银三两，彩段二表里，杂用绢十五匹。
至明朝，统治者虽也对官员及庶人百姓的聘礼作出详尽而具体的规定，要求官员及庶人百姓在婚嫁中不得过求仪物，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并没有遵守律法规定。特别是明末，拜金主义之风盛行，买卖婚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故而明朝史学家何乔远说，嘉靖之后“女家许聘，辄索财礼，既醮，乃论资装，稍不如意，非过期不归，则妇归见斥矣”。在江西婺源，“一婚丧之费，破中人百金以上之产”。
清朝皇室婚嫁耗费，除了本文前述纳采之资外，纳征时还要花费一大笔，这其中包括了黄金二百两、白银一万两、金茶器一具、银茶器二具、银盆二个、缎一千匹、具鞍辔文马二十匹，冬夏朝服、朝衣两套，貂裘两件等。
至于清朝的普通人家，在纳采阶段，男家就要送给女方二十四块银元和十件物品。十件物品取“十全十美”之意，包括：裙料、袄料、喜裤料、绸缎衣料一身（算作两件）、绣花带、绣花巾、手镯、戒指、头饰。在纳征阶段，男家要再给女家一百二十块银元，六至八身绸缎衣料、一对戒指、一对耳坠、一套头饰、一条勒子及数块各色内衣料等。
以上所述，是古代婚嫁中媒人、占卜和聘礼的大体费用，这些费用，已经压得古代年轻人们直不起腰来，令许多人无力娶妻，并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抢婚”陋习的长盛不衰。但这还没完，除了上述费用外，古代婚嫁费用还有嫁妆以及举行婚宴两项花费。
据《战国策·燕策》记载：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赍地百里，以为人之终也，一次性送以大量财产和百里土地等不动产，嫁妆十分丰厚。
在汉朝，下层人家嫁女，嫁妆一般在几千钱到几万钱不等，上层人家的嫁妆费多数为二三十万钱，高者可达数百万钱；公主出嫁时的嫁妆多者可达百万钱甚至千万钱，少者也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历史上，嫁妆最丰厚的，当属唐朝的公主们。唐太宗的爱女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子遗爱时，从宫中带出了许多珍奇宝物当作嫁妆。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都再嫁二至三次，每次都耗费资财钜万。唐宪宗之女惠康公主和庄淑公主出嫁，婚礼所用钱财也多得惊人。
更加奢靡的是唐中宗的女儿长宁公主，她嫁给杨慎交时，唐中宗在洛阳给她造公主府，以致“府财几竭”。但长宁公主还不满足，又斥巨资大兴土木，将自己的府宅与太宗功臣高士廉的原宅合并。后来，韦后事败，长宁公主被没收家产，人们这才发现，长宁公主仅婚礼和婚第所用的木石费，就高达二十亿万。
在如此奢靡之风的影响下，一方面，某些男子因负担不起高昂的聘礼而迟迟不能成家；另一方面，某些女子则因缺乏嫁赀而嫁不出去。唐朝张碧在《贫女诗》中写道：“岂是昧容华，岂不知机织。自是生寒门，良媒不相识。”说得正是这种情况。
南宋时，有钱人家嫁女的排场也很大，嫁妆不仅包括了缎匹、珠翠，鬚掠，皂罗中段，金玉，帕鐶，七宝巾环箧，帕、鞋袜等物，还有用金银打造的筷子等贵重物品。
嫁妆，名义上是女子出嫁时，娘家准备的陪嫁至夫家的结婚用品及财产财物，但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往往也是要男方支付——除非所迎娶的是如唐朝的太平公主、长宁公主这种大富大贵之女。
古代婚宴的花费也十分巨大。《盐铁论·散不足》说，汉代婚姻“肴旅重叠，燔炙满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朝婚姻的铺张浪费，耗费之巨大。
事实也是如此，汉朝普通人家的婚宴，除了要置办酒、肉、菜蔬和果品外，还要置办包括稻米馥芬，臑鳖脍鲤，麂卵鹌鹑等众物杂味珍味，花费往往需数万钱。汉初的陈平与张负孙女定亲，无力办宴，后来还是张负“赔了孙女又折兵”，给予陈平“酒肉之资”，让陈平在婚日大摆酒席款待来宾。而皇家王室或高管贵胄的婚宴，其来宾的数量则要大大超过普通人家，酒、肉、蔬果的消费量必然多于普通人家，花费自然也更巨。
唐朝的太平公主嫁给薛绍时，假万年县为婚馆，因为城门太狭窄，竟把城墙都拆了以通车，沿途设高烛相迎送，以至数里道旁树木都为之干枯。由此亦可见，唐朝婚宴排场之大，耗费是奢靡。
另外据《松漠纪闻》记载，宋熙宗时，女真人的婚宴“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宾客饮酒，有的以瓦器，有的甚至以金银器贮之，“列于前以百数”。婚姻之上，不但要喝酒，还要进大软脂、小软脂、蜜糕，人给一盘。宴罢，富贵人家还要留客人喝茶，“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
《韩非子·制分》里有一句话，说：“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意思是说，那种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善于把禁止奸邪作为急务。在我看来，婚嫁耗费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陋习，也是一庄需要禁止的“奸邪”之事。唯有禁止此陋习“奸邪”，才能让广大年轻人们不再哀叹“结婚之日，便是破产之时”，不再对婚嫁望洋兴叹，让他们能够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学习、工作和提升生活质量上，更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