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司马光,有清平乐中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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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司马光,有两件事一直让人津津乐道。一个是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人们称赞其反应迅捷;而另一件事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他经常被人诟病。所以有些人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有益于国家的,而司马光反对就是一件比较“缺德”的事情。但事实的真相真是这样吗?反对王安石变法,不能成为司马光不是好人的理由说起王安石的变法,就不得不提之前的一次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范仲淹掀起的,而在舆论声势上与之相呼应的是欧阳修发起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两者互相配合,一时间影响极大。而这次新政的主要目的有三个:整顿吏治富国强兵推行法令所以范仲淹“条陈十事”,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三点展开的。说到这里,估计有些人就明白了,为什么提到王安石变法,就要先讲庆历新政。从内容上来说,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庆历新政的延续,两者的目的基本一致,而这个目的就是因为当时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这样的国情。从措施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就是把庆历新政更为具体化,提出了很多具有实际操作可能的新政策。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王安石和欧阳修等人是统一战线的,本身就是欧阳修提拔起来的人才,而司马光其实也是这个阵营中的一员,和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那就是苏轼。说到这里就应该清楚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争端,实际上是他们阵营内部对于变法的分歧,并不是说司马光就铁了心地不想变革。之所以说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不代表着司马光阻碍社会进步,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有问题。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也有可能是因为规模太过庞大,进展又特别急躁,王安石变法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今天认为,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是对当时的社会有益的,那只不过是无视了当时遭受变法之人的感受,将社会看做一个冰冷的机器,探讨其运行是否因此而受益。但是,如果带入到实际的社会环境之中,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虽然有人支持,但民间也有极大的反对声浪。值得注意的是,庆历新政也好,王安石的变法也好,其实都是因为宋朝缺钱了,朝廷要想办法搞点钱出来,那么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节流”,二是“开源”。我们举几个具体措施,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解决“冗官”的举措。“冗官”,顾名思义就是“尸位素餐”的官员太多,本来用不到那么多人来做事,但实际情况确实一个人能做的事分成了很多人去做,效率低下不说,这一部分开销就很大,对宋朝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所以,王安石想要裁撤掉冗余的官员。这是好事,但要看怎么去做。做好事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好的,就可以不计手段、不计后果、不计影响地去实施。王安石确实要裁撤掉“冗余”的官员,但这些裁撤下来的人该如何安排呢?这是他所忽略的事情。那么可想而知,在官僚体系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因策而反对这一举措,毕竟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裁撤掉。而一旦被裁撤掉,那么该如何生活,甚至如何生存呢?王安石只考虑了对社会最为有效的办法,但这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它会造成社会动荡,朝政结构出现坍塌。还有解决“富民”的办法。王安石推出了“保甲法”、“保马法”、“青苗法”等一系列比较有新意的政策,其运行的流程就是由官府出物资,由百姓领养或者借贷。比如“保马法”中,官府的马驹由百姓领养,官府给予一定的报酬;“青苗法”里,在百姓遭到了天灾时候,因为没有种子可以种植,那么官府以借贷的方式和农民合作,报酬从秋天丰收的时候抽取。乍一看是很好,朝廷省钱,百姓挣钱,官府和农民是互利的。但是,百姓缺少养马经验,如果养死了马驹,需要赔偿;而有一些地方官吏借着“青苗法”的实施强迫百姓购买官府高价的种子,损害农民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民间有反对王安石的声音,因为这些本意很好的政策在施行的过程中有问题。司马光等人知道这样的举措在民间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才会去反对王安石继续推行变法,苏轼也是如此,同样反对王安石继续变法。至于说王安石的这些政策推行之后,确实给宋朝带来了一定的改观,但在这个过程中掺杂着很多底层百姓的痛苦。这是变革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事情,显然王安石并没有做好,而司马光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司马光在整个历史上也有非常尊崇的地位司马光除了反对变法会被一些人认为阻碍社会进步之外,其实历史对他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比如,他死后的谥号是“文正”,这是对封建时代里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耀。凡是能被谥号“文正”的人,都是对历史、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否则宁缺毋滥。这个谥号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而司马光还是一个有资格陪祀孔庙的儒学家,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有趣的是,司马光这个人在当时是个“刺头”,很多事情看不惯,于是经常上书提意见,这也和他“言官”的身份有关。这样一个人在宋代历经四朝,荣誉加身,陪祀宋哲宗,陪祀历代帝王庙,那么可以想见,司马光所提的意见应该多是从家国天下的角度去考虑的,对于社稷存续有着重大影响。司马光留给后世价值最高的是其所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史书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写给后世所有的君主看的,让他们从中得到历治兴亡的教训,悟得治国安民的策略。需要澄清一点的是,《资治通鉴》也是正史,只不过是没有名列“二十四史”之一而已。“二十四史”全都是纪传体,所以编年体、国别体等史书就不会计入其中,比如《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等等,都不属于“二十四史”。但是,这些史书都是“正史”,得到官方认可,编纂者在当时具有极高声望和丰富的学识,其作品的价值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荣耀不是某一部分人、甚至某一个朝代能绝定的事情,而是经过了很多年时间的沉淀,历朝历代的人民对这些历史名人进行的评判。有着这些光环加身的司马光,怎么可能是一个坏人呢?由“攻”转“守”,秦之后的封建王朝为何不再热衷于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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