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人虽与东方各国联系频繁，但积淀于秦人民族心灵深处的固有特质和文化内涵却始终经久不衰，与西戎民族相处所养成的质朴无华，博大开放的精神已深深融入秦人的骨血中。而士的崛起恰好给秦国提供了一个博采众长的契机，据林剑鸣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中统计，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受到重用的同族人不多，有记载的只有公子挚、公子愸、公子鍼。
而秦国以外的人才却受到重用，除了上文表一所列之外，还有、白乙丙、随会、孟明视、西乞术等人，而到了战国时期，秦国重用外来人才的传统已蔚然成风，形成了著名的客卿制度。如商鞅、司马错、范雎、张仪、白起、李斯等人都纷纷投靠秦国，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能左右秦国的人。不仅如此，以西戎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缺乏礼教的特征也在秦人的行为中显现出来。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战国策·秦策》中也曾提到宣太后公然提出“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的言语，一国太后尚且如此，何况百姓？这皆是由于秦国迫近西戎，所受周礼不深的缘故。犹秉周礼。……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可见，在东方诸侯国眼中，周礼既有震慑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反观秦国，虽有秦穆公用“诗书礼乐法度”标榜自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较之鲁国，秦国所学之周礼只可称为皮毛。商鞅所说的“始戎狄之教”可谓是十分准确的。
而正是因为秦国受中原文化不深的缘故，在客观上起到了能彻底地实行变法的作用。秦国因其独特的精神风貌走上了法家文化之路，在这场变法中，商鞅首先通过奖励耕织等方式，使百姓优先发展农业，保障了其物质基础。其次提出了禁止私斗的指令，规定以前线获得敌人的首级多少来规定军功的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高官厚禄来激励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同时以严酷的连坐制度阻止他们临阵退缩，这样既激发了秦人尚武的传统，又使得秦人好勇之风仅仅存在于对外作战方面。
如果说迫近西戎使秦人养成了崇尚实用的性格特征，那么商鞅变法更是加剧了秦人的功利之风，使秦国上下蒙上了一层极具功利倾向的法家文化的色彩。《战国策·魏策三》记载，信陵君对魏王说：“秦与戎翟同俗，……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秦穆公去世后，诸侯国之间的争夺战日益尖锐。自齐、晋两国势力衰微后，楚国勃兴，国力日强。接着便是吴越两国，在相互争斗中先后称霸接着又先后迅速地灭亡，徒留一场令人惋惜的“吴越春秋”于世。
秦国在这期间与晋仍有冲突，各有胜负，但不得不承认秦国颓势日增，不复秦穆公时期的强盛。晋国也是内忧不断，经过晋国内部长期残酷的争斗，到了公元前年，“三家分晋”的局面已然形成。到了战国初期，秦国更是难掩颓势，以至于这一时期的秦国在《左传》上都难见踪影，可见国势之弱，不被其他诸侯国重视。造成这种局面是有原因的，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君都较为平庸，导致秦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内讧，出现了君权旁落和庶长专权的局面。
而内不稳又给了邻国可乘之机，原来臣服的一部分西戎人又背叛了秦国。于是在这内忧外患下，秦国跌跌撞撞地走过了战国初期，直到秦孝公即位。商鞅由此入秦，最终以“霸术”打动了秦孝公。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变法改革，其内容大致表现在奖励农耕和军功，推行轻罪重罚及连坐制度，所以莫秀瑺在《大秦帝国》中把商鞅变法笑称为“左手举赏金，右手执屠刀式的改革”，可谓是一语中的。但不论如何，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短时间内强大了起来。
秦孝公之后，继位的秦国国君延续了其广纳贤才之风，张仪、甘茂、范雎等人纷纷入秦，正是秦国聚集这样一批谋臣，才能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战国中后期，秦国先取河西之地，后灭巴蜀两国，在安定了后方之后又把矛头指向当时较为强大的齐楚两国，使其遭受重创。公元前年，秦昭王攻打韩国，韩国割让上党贿赂秦国，上党不愿归顺秦国反而降赵。秦昭王震怒，起兵攻打赵国欲夺回上党，秦国王龁与赵国廉颇势均力敌，相持数年。
直到公元前年，赵孝成王任用历史上以“纸上谈兵”闻名的赵括为将，而秦国秘密遣送白起为帅，白起大败赵军，斩杀赵括，旷日持久的长平之战终于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赵国因此一蹶不振。至此，秦国在国势上无人能及。年秦王即位，十三岁，吕不韦为相，又尊为仲父，大权在握。即位之初，秦国内外颇不平静，先是晋阳发生叛乱，晋阳原是晋国的城池，三家分晋后分属赵国。
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秦国曾多次发动战争欲争夺晋阳，终于在秦庄襄王三年之时派大将蒙骜领兵攻取晋阳。此次晋阳降而复叛，秦国统治阶层皆认为不可等闲视之，于是又派蒙骜率兵渡河北上，迅速平定了叛乱。内乱刚平，又逢灾情，灾情过后，秦将蒙骜开始向魏国大举进攻，接连攻占了魏国酸枣、挑人、山阴等十二座城池，并在此设立了东郡。
东郡的设立，使秦国的国土与齐国边境接壤，这就切断了韩、楚与燕、赵两国的南北联系，因此震惊了各个诸侯国。赵、楚、燕、韩、魏五国终于又一次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此时的五国早已不堪一击，秦国稍有动静他们就落荒而逃，反而转向对没有参加联军的齐国大动干戈。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大举东进。随着秦王年岁日长，他与吕不韦的矛盾逐渐增多，除去因其母赵姬的私人恩怨外，两人的主张也出现了分歧。而秦王羽翼日渐丰满，他与吕不韦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和之势。
公元前年，嫪毐集团覆灭，秦王借此免去了吕不韦的职务，遣送出咸阳，前往河南的封地。秦国在攻打赵国之前，依李斯等人之谏，利用间谍挑起燕赵两国的战争，待两国战起，秦国以援燕抗赵为借口，攻打赵国，两方僵持不下，在这过程中，秦国统治者突然意识到韩国在六国之中国势最弱，且所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是秦国通往函谷关的必经之路，所以秦国想要吞并六国，必先灭韩。
秦国将领王翦利用反间计使赵葱、颜聚代替李牧为将，终于攻克邯郸，俘获赵王迁，公子嘉出逃代国。其后，秦国又派王翦之子灭代，赵国终于灭亡。赵国灭亡之后，秦国想立即南下攻楚，但两国之间相隔一个魏国，于是决定先灭魏国再攻楚国。公元前年，秦国派兵攻打魏国首都，魏王投降，魏国灭亡。接着秦国终于把目标锁定楚国，秦国派遣李信为将，攻打楚国，但此时楚国尚有对秦作战的实力，秦军所筑之营垒都被项燕所带领的楚军攻破，秦军遭受到了重大挫折。
秦王深感自己用人有误，于是亲往王翦家乡请回王翦。于是王翦接替李信继续对楚作战，他集结全部兵力，凭借以往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支援最终消灭了楚国。而后，燕国成为了秦国下一个目标。早在秦国灭赵的过程中，一部分秦军已兵临燕国边界，燕王惶惶不可终日，燕太子丹准备孤注一掷，准备派人秦王，于是出现了历史上人尽皆知的“荆轲刺秦王”事件，但上苍并没有听到燕国的祈祷，最终刺杀以失败而告终，凭借燕国国力根本抵挡不住秦国的进攻，继楚国之后又一个国家被强秦消灭在铁骑之下。至此，六国之中仅剩下齐国苟延残喘。
公元前年，王翦之子王贲在秦王的授意下集结军队，直捣齐国北境，齐国在毫无防备之下竟无应战之兵，竟然不战而降。终于，秦国前后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统一了全国，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秦王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的功劳远胜三皇五帝，于是“皇”、“帝”二字构成了自己的称号。除此之外，还创立了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官制，建立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此举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所遵循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一系列策。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奠定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而长期分裂的局面使秦始皇时刻关心着六国旧地的动向，秦国设置了许多严苛的法律，体现了轻罪重罚的特点。不仅如此，为加强统治，宣扬国威，秦始皇四处巡游，每到一处立碑刻石，多以弘扬帝国法制为主题。在周围有意的颂扬与自我膨胀之下，秦始皇确实获得了短暂的满足，但多年的求仙问药一直没有收获，他的心里也不免恐慌起来，终于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倒了，千古一帝终于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斯和深受秦始皇宠信的赵高为了各自的利益联合起来，让秦第十八子上位，于此同时以秦始皇的身份赐死扶苏。多元的格局促成了宽松的文化氛围，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开放和自由的空气，这股潮流一直延续，所以在秦国统一前后，其文化氛围也一直是较开放的，虽然秦始皇曾下令“逐客”，但这个命令最终也没有实施。诚然，这与当时秦国急需人才意图天下有关，但这未尝不是顺应了当时开放的文化潮流。可见秦国统一六国前，除了在多个领域上有自己的考量，对天下大势有着初步的估计。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随着秦国逐渐强盛，文化中心也有从齐转向秦的趋势，但毕竟秦国地处关中，长期与西戎杂居，特别是与齐鲁之地相比，其中内涵与心理上都处于劣势。所以在统一之初，秦国采撷六国之学，文化上主要以融合与吸收为主。与此同时，在交通极其不便利的情况之下，秦始皇前后五次巡游，封禅泰山，刻石立功，虽然带着统一天下后的自满心理，但不可否认，此举带有明显的文化目的：挟武威以宣其文治。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此举“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可见，建立之初，都有统一思想的需要。秦始皇用巡游来达到“兴太平”的目的，以此来网罗六国之士的举措，达到文化统一的目标。但毕竟秦国以军武立国，尚武轻文，东西两个不同的地域的文化系统中的差异和冲突也日趋明显。在对全国采取“文化怀柔”，秦王朝在文化上又出现了商鞅所说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倾向。
于是历史上著名“焚书坑儒”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焚书令”实行不到三年，以侯生和卢生为代表的方士求仙药不成，反而触怒了秦始皇，大批儒生被杀。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不同的典籍说法各异，具体来说人数在四百六十余人到七百余人不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举的目的不在于具体用何种手段诛杀了多少儒生，而是在向天下昭示了秦国文化策的改变。
已从建国之初的文化怀柔策走向了文化专制的道路。这可以说是东西方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是秦帝国靠武力横扫六国的功利性法家文化的具体反映。秦人自西迁后，与西戎杂居，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戎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质朴率直，尚武刚健，崇尚实用的精神风貌。而随着秦朝的建立，秦始皇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铁腕手段，走上了文化专制的道路。到了秦二世，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奸臣当道与起义频发的内忧外患之下，秦朝就此覆灭，文化也不复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