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重张楚
《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义兵入陈事说：陈胜称大楚，“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云云。
张楚词义，古今学者为之诠释，颇不乏人。《史》《汉》注家用训诂成法释张楚，从张字生解，谓张楚犹言张大楚国。王先谦据《广雅·释诂》“张，大也”，直谓张楚就是大楚。按照这个说法，陈胜入陈建张楚之号，实际上就是篝火狐鸣时以及用尉首祭坛时所称大楚的正式宣告。张晏认为张是弛的反义词，谓楚为秦灭，是已弛；陈胜立楚，遂为张，故号张楚。这个解释虽嫌迂拗，但涵盖了秦楚关系，包含了张楚目的，有它的长处。的确，由于楚有可张之势，张楚旗号非常有利于反秦活动，陈胜张楚才具有不平常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论者谓其识废兴之数。张楚名号，可与“亡秦必楚”之说照应。
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其《五星占》中的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具列秦及汉初纪年，其间有张楚而无秦二世年号。这一发现受到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引起帛书张楚究竟是王号、是国号还是年号的讨论，也引起帛书置张楚于干支系列中究竟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评议。[1]我想，当时制度，国君纪元以数计，称某国某王某年，所以笼统地说，张楚既是国号、王号，又用以纪年，是合乎情理的。再细，就说不清楚了。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不晚于汉文帝时，该墓帛书以张楚纪年，证明此时人们在观念上尊重张楚法统。其所以形成这种观念，当是由于张楚有首事之功，如果没有张楚，就不会出现灭秦的战争，也就不会有汉。
汉武帝时司马迁编纂《史记》，法统观念仍然尊楚。《史记》立月表记秦末事，不名曰“秦汉之际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际月表”，说明司马迁明确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历史中具有独特地位。但是《史记》与马王堆帛书在这方面又微有不同。《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在我看来，对于秦末扰攘时期究竟该由谁来代表“秦楚之际”的楚这一问题，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所以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陈胜安排在世家之中。这种处理不但不够妥帖，而且也违背司马迁作世家的一般宗旨，自乱《史记》义例。司马迁思想的混乱还表现为既以义帝纪元，却不立义帝本纪。清人吴非以此改《秦楚之际月表》为《楚汉帝月表》，并撮取义帝事略而作《楚义帝本纪》。这一改作意在以《春秋》笔法改正《史记》书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史学价值，只不过说明《史记》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
但是，司马迁修纂《史记》，在混乱中也有不乱的地方，这就是，历史由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不容抹杀，因而《史记》才有《秦楚之际月表》之作。后代文献如《太平御览》皇王部历代帝序，于秦汉之间特立楚怀王一目。其他典籍亦有列入楚义帝者。这些不能不说是接受了《史记》书法的影响。吴非《楚汉帝月表·序》承认司马迁月表之作“意重楚也”，是不错的。
也有《史记》的研究者持另外的意见，认为月表之作重汉而不重楚，如清人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卷四谓《秦楚之际月表》以汉为主。按汉是司马迁的本朝，《史记》归根结柢以汉为主是合乎情理的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重汉并不一定排斥重楚，而重楚也还是为了重汉。楚和汉，其统系在《月表》中本不见有偏正、主次之分。这一点，汪越并没有看清楚。汪越又言：“《六国表》末已书天下属汉，明正统也。”这个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考《六国表》于二世三年著录自赵高反，二世自杀，以迄子婴降，项羽杀子婴，“寻诛羽，天下属汉”诸事，用的是史终言之的写法，其所说诛项羽以后“天下属汉”，即表明了项羽不灭，汉尚不得为正统的意思。因此，这并不能证明汪越之见正确。汪越又举“太史公月表进汉元年于入秦之初。夫入秦之月，犹未有汉”，认为这也是月表以汉为正统之证。其实，续汪越之作而撰《读秦楚之际月表补》的徐克范就说：“汉至五年即帝位，不更起元，固以初破秦为元年，表亦录其实耳，非故进之也。”与汪越相比，徐克范所说不失为平实通达之议。[2]
帛书与《史记》都尊楚，反映自汉初至武帝时人们思想比较自由，历史观比较符合实际，正名尊君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特别偏执的程度。不过，帛书所尊者张楚，是平民；《史记》所尊者义帝、项羽，是旧族。两相比较，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毕竟有所不同，反映独尊儒术以后人们对上述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正在起着变化。我们知道，《汉书》是以陈胜、项籍合为一卷，入列传中的，这是东汉时期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汉书》给予这些人物的地位，大大低于《史记》，是一目了然的。
《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冠以汉元年，不书楚怀王或楚义帝，而依次列汉王以外其他诸侯王。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于同年冠以楚义帝元年，下书诸侯王，而以汉王厕列其中相比，正统观念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司马迁序《秦楚之际月表》，强调的是“号令三嬗”，即秦—楚—汉的递变；班固序《异姓诸侯王表》，强调的却只是汉“五载而成帝业”。这除了反映通贯之书与一朝之史着眼点有所不同以外，也反映正名尊君观念的变迁。取对楚的态度为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念正好处在西汉初年帛书作者和东汉史家班固之间的状态。这是值得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和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留意的一个问题。
清人周中孚对于《史记》处理秦—楚—汉问题的立意也曾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