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考察江湖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一种文化的孕育和产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其诞生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或者扩大或者缩小，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江湖文化”自形成起便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它不断地汲取民间各种文化，自身也会繁衍或者淘汰很多文化因子，故其文化含义在历时的角度看来是十分丰富的。
我们可以说，“武侠文化”是“江湖文化”的源流，在“武侠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民间文化融入进了江湖文化。
那么江湖文化的源头是什么呢？
董跃忠在《武侠文化》一书中揭示武侠文化产生的来源：“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各诸侯国频繁激烈的兼并和征伐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出现了一种“邦无定交，上无定主”的局面。“上”这一先秦时期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与脱变，“文者为儒，武者力侠”。
一部分士人专门从文，努力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传统，他们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要进入上层社会参政，这便是最早的“儒士”。
另一部分士人则仍保持着尚武传统，并且由于其武上身份，大多来源于平民社会，因而不断汲取平民社会和底层人民的伦理观念，这样的武士组成群体，就形成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武侠”阶层。“儒”与“侠，“文”与“武”的分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二大文化传统之基本格局，即儒家文化（上层文化的主体）与武侠文化（大众文化的主体）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的基本模式。直至秦汉之后，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方始形成。
先秦时期的“士”阶层是武侠的源头，他们曾经是附属于政治统治阶层的一个群体。武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社会中凭借着自己的武力在社会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出现了诸如卫国荆柯、晋国豫让、吴国专诸和齐国聂政等一大批享誉至今的刺客、武侠。
到了秦汉这样的大一统时期，中央集权成为执政者的主要目标，他们不允许对他们的集权统治构成威胁的因素存在，武侠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朝廷的打击。汉武帝时期灭武侠。自此武侠从政治高坛上跌落，开始隐匿在民间，其身上独特的气质被民间大众欣赏并效仿，在民间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并与其他各类大众文化相融合，且渐渐与更多的江湖人一起造就了属于他们的江湖文化。可以说有了侠，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侠启蒙了江湖人，并成就了江湖文化。
刘平先生曾在历史文学的角度来分析过江湖现象。“在汉以前，不管是行侠仗义之士，还是鸡鸣狗盗之徒，大都形单影只，独闯江湖，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其个人的活动和事迹，而未形成江湖团体、江湖社会。最早的江湖团体当属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它们是后世‘三教九流’中之道教的原始形态。
从那以后，江湖团体层出不穷，江湖中人滋生蔓延，及至今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从刘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江湖的产生、演变伴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前进。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武侠的兴盛，待到秦汉一统天下之后，武侠便开始流落民间，充当了江湖文化发生发展的先驱。对于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也即江湖的准中坚力量来说，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市井，步入江湖，江湖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基础。
然而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大多数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因此，他们便以宗教形式或者其他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江湖团体。就算是自身能力很强的武侠，也多与同道中人结党连群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样，江湖人便不断增多，江湖团体日渐繁荣，有形单影只的独行侠，也有团结起来的各种帮派，江湖势力不断扩大，行走江湖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江湖规矩要遵守，身处帮派之人更有帮规帮纪的牢记，这样然成为有体系、有秩序的社会。
江湖社会中江湖人的共性以及他们约定俗成和自觉遵守的各种规矩便形成了江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由江湖人、江湖团体以至江湖社会、江湖文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文学角度考察“江湖文化的产生与演变
武侠文学的背景是江湖社会及其文化的神秘性，要研究江湖文化在文学方面的演变首先要研究的就是武侠文学。
武侠文学充分反映了江湖社会尤其是古代江湖社会的面貌和特征。
武侠文学是在社会出现武侠之后产生的。先秦时期，社会不稳定，游侠出现并活动在各个诸侯国，在当时主要是服务于各国的上层阶级，与政治直接挂钩。在这种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武侠的传奇故事必定很多，并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侠客。
《左传》和《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一些著名游侠的事迹的记载。很多先秦的武侠故事甚至流传到了汉代，例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便是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剌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柯等的生平故事。汉代，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武侠势力不可能兴盛，但是仍旧存在，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写有汉代以来的朱家、田仲、剧孟和郭解等民间游侠的传奇故事。
在汉代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燕丹子》的内容是以“荆辆刺秦王”为背景的，将荆柯的形象进一步传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比较兴盛。鲁迅先生写的一篇短篇小说《铸剑》就是基于志怪小说《搜神记》中干将莫邪的故事。
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还出现了周处这一个流传千古的典塑游侠少年的形象。不仅志怪小说涉及武侠人物，魏晋时期还出现了咏赞武侠的诗歌。曹植在《白马篇》中就塑造了“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的“幽并游侠儿”形象。
隋唐时期则延续了魏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合流的趋势，佛教的势力不断扩大，出现了以说唱佛经故事为主的变文文体，后变文还涉及了民间传奇和史记故事的内容。在变文的基础上，唐代传奇逐渐发展繁荣起来。传奇成为中国文言文小说成熟的标志。
作为叙述性文学，撰写传奇人物尤其是武侠，己经成为传奇的重要内容，例如《昆仓奴》、《红线》和《虬髯客传》都是描写武功高强、事迹离奇的武侠人物的代表作。自魏晋时期兴起的咏侠诗到了唐代更加繁荣，其代表诗人便是李和王维。李白在《侠客行》中热情赞美赵国和魏国的游侠，称赞其高强的武功和爽快淡泊，最后还要讴歌一句“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王维在《少年行》中也写道“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来极力歌颂宁死留美名的侠者风范。
唐代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在当时汹涌而出，并形成了“游侠热”现象。“使得侠义精神中的一些成分成为上层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能接受的规范而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
到了市民经济更加发展的宋代，“勾栏瓦肆”里的娱乐活动促使着艺人们丰富了文艺作品的数量和内容，尤其是“说话”人的话本更是俯拾皆是。“说话”故事中“传奇”、“朴刀”、“杆棒”之类的内容都是与绿林好汉和武侠有关的，由当时的“说话”艺人经过代代传承和加工而衍生出很多广泛流行于民间的经典。
《史弘肇传》和《杨温栏路虎传》就是当时描写侠义英雄的作品，对于《水游传》中的武打场面描写有较大影响。宋代的话本，对后世的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在写作技巧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另外还在人物描写上更加注重并能细腻地抓住角色的心理活动加以表现，这些都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写作做出了重要参照和借鉴。
而宋代话本面向的是广大市民，其中诸多江湖好汉和武侠的性格和气质，自然要用贴近市民的语言和思想来加以表现，较为隐秘的江湖也便沾染了些许市民气。
元代关于江湖、武侠的文学作品多以杂戏为主。一系列的“水浒戏”不仅在当时的民间流传，还影响到后来《水浒传》的成书。元代的民族等级统治令广大民众十分不满，受尽压迫的汉人在戏剧中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品中的侠士好汉多肆意妄为、行侠仗义，干一些为民除害、舍生取义的事情，较之前的话本故事和后来的长篇小说更火爆、更具有战斗力。
到了明清时期，《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长篇通俗白话小说的成熟，作为一部武侠小说，其蕴含的江湖文化是极其令人着迷和狂热的。可以说，这部小说即是对之前民间故事的整理与总结，里面必然会映显出前朝各代的文化印记，同时这部小说也是作者个人艺术创造的结晶。
它的成书和问世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必然会集中表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这样一部作品中包罗万象般地容纳了个人与集体、前朝与今代的思想和文化，其中的文化因子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明清时期的武侠作品大多教会呈现出一种极大的包容性，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等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
截至明清，中国古代的关于江湖和武侠的文学作品走过一个阶段，尤其《水游传》是历经了三代的集大成之作，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地展现江湖文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