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庆的年红（视觉中国）中国人过春节热衷于讨口彩，图吉利，而最能撑起新年红红火火的“门面”的，莫过于春联。一幅幅龙飞凤舞的毛笔字连着抑扬顿挫的语句，自有一股豪气在挥斥方遒。而在不少乡村，一扇扇古朴的双开门上还会张贴门神。方方正正的红底上面，画着两个威武凶猛的武士。再怀旧点的人家，还乐于挂两个桃符，别人问户主这是什么，户主便会美滋滋地念一句诗：“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联、门神、桃符，这些吉祥物统称为年红。“年”自然是指新年，而“红”则是这些物件的喜庆“本色”，毕竟没有中国红的新年，就是不够喜庆。不过年红可不止喜庆而已，在这无数片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红背后，隐藏着中华文明漫长的文化进路——到底有多漫长呢？偷偷告诉你：比五千年还要长。燃灯道人与赵公明，朱仙镇年画，“古版新韵——中国六大传统年画联展”展品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而门神正是以门祭为渊源。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门神”这个称呼不算很古老，但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三代的原始习俗：门祭。在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人类对门的崇拜可谓顺理成章：房屋在严酷的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挡风蔽雨的栖息之所，作为分界线的门自然沾染上了神圣的意味。直到今天，寺庙的山门依然带有分隔神域与尘世的隐喻。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早在三代就产生了“磔牲衅门”的门祭仪式，以厌胜安宅。周代的门祭已发展出完善制度，《礼记·祭法》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国门……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国门……大夫立三祀……曰门……适士二祀，曰门……”，可见先秦的王与诸侯要行“国门”（即城门）之祭，地位稍低的大夫与士也要行门祭。门祭最早的形式是杀鸡祀门。《风俗通义》中引邓平之言解释道：“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太平御览》引《新言》云：“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余。”《晋书·礼志上》云：“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从中又能看出，至晚于汉代，古人便开始在岁末年初进行门祭了。《晋书》中列了苇茭、桃梗、磔鸡三种辟邪之物，据吴天明《中国神话研究》中考证，苇与桃其实是三代先民的先妣神——夏人主要生活在河南省以西，这一带芦苇生长茂盛；周人原出身蛮荒，崇尚生命力顽强的桃树，因而苇茭、桃梗身上带有上古传统的遗留。磔鸡的文化渊源就相对晚近：依阴阳五行之理，西属金，金主刑杀，而十二地支中酉鸡正对应西方，因此岁旦杀鸡正合送走刑杀、迎接新春之意。磔鸡祀门与门神何干呢？引用《论语·八佾》的理论就一目了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此有门祭就自然有门神，只是“门神”这一称呼直到东汉才正式诞生。东汉大儒郑玄在为《礼记·丧服大记》作注时写道：“君释菜，礼门神也。必礼门神者。”这算是目前存世文献中门神的第一次亮相。那么，门神是谁呢？古代文献中同样给出了答案。《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贴画鸡……绘二神贴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这里的神荼和郁垒，便是中国第一代的门神。《论衡·订鬼》中引《山海经》佚文云：“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风俗通义》中引《黄帝书》叙述过这一对“组合”的生平：“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百鬼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两部古籍对神荼、郁垒的描述都差不多：能管鬼怪，能惩罚恶鬼，由此，过年以神荼、郁垒兄弟作为门神以辟邪驱鬼那是再适合不过了。蔡邕《独断》载当时新年风俗中有“乃画荼、垒并悬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的描绘，可见汉代新年贴门神习俗已成定式。神荼、郁垒兄弟能简领百鬼，自然有着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画像里，神荼、郁垒两人头生犄角，虬髯虎须，袒胸露腹，手执桃木剑，不明就里的人看了，恐怕倒要把这两位神灵当成鬼了。当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里的神荼、郁垒是其“下班”时的状态，一旦为百姓守门，两位神仙便换上了军装，一副擐甲操戈的武士装束，直到——第二代门神登场。相比于神荼、郁垒，第二代门神的知名度要更高些，他们便是秦琼、尉迟恭。这两人都位列唐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什么他们能当上门神呢？《搜神记·门神》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为鬼魅惊扰，夜不能寐，秦琼便上奏道：“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于是与另一员猛将尉迟恭一同为唐太宗守门，果然鬼魅不再惊扰。于是唐太宗便命人画了两人的全身像贴在门上，后世沿袭，终成门神。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应当与宋元以降民间文学的兴起有关，某个以勇武著称的历史或文学角色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便可能在门神这一“职业”占据一席之地，秦琼、尉迟恭只是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一组“参赛选手”，其余竞争者尚有《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关羽、张飞；《封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赵公明；《杨家将演义》中的孟良、焦赞，以及钟馗、岳飞、祖逖、戚继光、郑成功、梁红玉、穆桂英、花木兰……到了清代，门神更是阵容强大，文武兼有，以至于《燕京岁时录》中如此“吐糟”：“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即尉迟恭），其实皆非也。”门神以门祭为渊源，有着相对独立的演进史，然而自古而今却有不少学者认为门神这一习俗源于桃符。比如，《月令广义·十二月令》中认为“道家谓门神……其义本自桃符”；《集说诠真》引《新新年杂咏·小序》言“司门之神，自桃符以神荼、郁垒能辟邪也”，这又从何说起呢？这就要将话题引入“年红”第二巨头桃符了。镇宅神虎，杨家埠年画，“古版新韵——中国六大传统年画联展”展品陈列桃梗是汉代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之后，桃印等被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根据《中国神话研究》的考证，桃是周人的先妣神，但即使褪去这一社会学考证，桃能辟邪的文化印记依然源远流长。桃木又称“鬼怖木”，《左传》有“使巫以桃，茢先祓殡”的记载，《礼记·檀弓》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鬼）恶之也”的记载，郑玄注云“桃，鬼所恶”。桃既有驱鬼之效，古人于岁首以桃木辟邪就不足为奇了。《玉烛宝典》记载：“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元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此外，桃梗因谐音“更”，更与新年辞旧迎新的寓意相合，如《风俗通义》所言：“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可见最迟在汉代，陈列桃梗已成为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桃木、桃梗的加工，历代也各有不同。《战国策·齐策》中载“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期已有将桃梗刻为人形的习俗。《独断》中载“岁竟十二月……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晋书·礼志上》亦言“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又可知由汉晋数百年间皆有立桃人、列桃梗的习俗，而且与贴神荼、郁垒门神像并不冲突。大致而言六朝之前古人往往刻桃人，先秦时多刻单桃人，之后渐转化为双桃人。汉晋时期，桃人等物虽多用于元日，但同样也见于其他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中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以桃印长六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宋书·礼志一》引《汉仪》云：“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这里的“桃印”与“桃卯”意同，因桃印多用于正月卯日，故称。隋唐之后，日渐兴起道教因以符箓制鬼瘟疫病，故将桃印等称为桃符，这一称谓最终流行于民间。张仙射天狗门神苏州桃花坞清代版李文墨收藏定型后的桃符长约七八寸，宽约一寸，上书“神荼、郁垒”“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有令在此，诸恶远避”等驱邪降福的吉祥语句，这种形制的桃符，最终取代了更为古老的桃梗和桃人。桃符上书神荼、郁垒两神名讳，是理所当然。又或者说，门神与桃符的相逢命中注定。桃能驱鬼，神荼、郁垒二神阅领百鬼，而且神荼、郁垒的传说中本不乏桃木的身影。神话中的神荼、郁垒生活在桃树下，道教中的二神也随身携带着桃木剑……古人在岁首时以桃符刻字厌胜，还有什么比神荼、郁垒更适合刻的名字呢？通过对桃符、门神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将桃符视为门神的起源是有失偏颇的。两者应当有着不同的渊源，最终又在新年习俗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混同。不过，当桃符被人刻上汉字的那一刻起，另一段历史波澜不惊地开始了。木制的桃符难以抵挡岁月侵袭，但通过敦煌写本，后人得以知晓最早的桃符上记载的文字。在敦煌写本斯坦因卷中存有不少桃符，如“岁日”一类中有：“三阳始布，四秩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又如“立春日”一类中有：“五福除三祸，万古回百殃。宝鸡能辟邪，瑞燕解呈祥……年年多庆，月月无灾。鸡回辟恶，燕复宜财……”这些词句两两对仗，最后又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结尾，如此说来，后世春联的影子，早在唐代的桃符中就已经隐隐成型了……有宋一朝崇文之风极盛，桃符也渐渐沾染上越来越浓的文人气息。宋代朝廷会在除夕前赐官员桃符，《南宋馆阁录·故实》中记载南宋馆阁人员有“岁除，桃符、门神各二副”，而且这里的桃符还可能是空白桃符，需要受赐官员自行填写。刘克庄《岁除即事》中的“官送桃符犹懒写”，陆文圭《丁卯新正纪怀四首》其一中的“懒将诗句上桃符”、张镃《守岁》中的“桃板书符换旧诗”等句中所言的桃符显然都为空白桃符。空白的桃符成了文人最好的风雅舞台。宋代官员大多为饱读读书的文人，收到桃符之后极喜题诗，如陈造《元日》中的“桃板得诗仍自书”、杨公远《除夜》中的“桃板欲题诗未稳”、卢炳《瑞鹧鸪》中的“诗成无处写桃符”等句，鲜明地彰显出宋代文人与桃符之间的雅趣。甚至有文人在作诗的同时，就标明其中一联“以供桃符之用”，如方回《桐江续集·饮商氏普安堂》中的颔联“一念人人皆上寿，四时日日是春风”即是如此。而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无力自撰，便少不了请人题桃符之举，王谌、刘克庄均有“过门人挽住，相倩写桃符”“邻人或倩写桃符”的经历——以今人之眼光审视，此处的桃符，不就是春联么？没错，桃符与门神说清楚了，接下来就是春联了。《春帖佣书》，选自《名画珍荟》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关于春联的起源，有两个最著名的传说。第一个传说与五代时期后蜀君主孟昶有关。《蜀梼杌·卷下》载：“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其符合如此。”由此，“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成为不少学者眼中的第一副春联，而春联源于桃符之说，也就此成立。第二个传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陈云瞻《簪云楼杂记》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又太祖赐陶安门贴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赵翼在考据之余，认为：“则门贴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因此，民间也有春联始于朱元璋的传说。其实这两个传说均值得推敲。孟昶的故事太过于巧合戏谑，以其笔法来看，很可能是宋人杜撰的谶纬传说，其证据在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之间多有抵牾。《岁时广记》中，“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十字出于辛寅逊之手，《茅亭客话·蜀先兆》中，不仅作者改成了后蜀太子，连春联的内容也变成了“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个字。而在《洛中记异录》中，春联的版本又成了“天降馀庆，圣祚长春”。由此看来，孟昶创春联这一典故，大抵是“假语村言”般的玩笑。第二个传说中，关于“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故事也太具江湖传奇的味道，无从考证。而且，桃符经宋代文人之手已经孕育出了春联的雏形，其内容甚至相对完善，将春联的诞生时间强加于明代某一确定的君主，恐怕有失严谨。不过，宋元之际“春联”一名并未出现，直到明代，“春联”“桃符”两种称谓才开始混用，且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春联为主，民间以桃符为主的趋势，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朱元璋的推动，因此“春联”一名起源于朱元璋之手，倒也不是不可能。经过明代的推广，春联作为新年风俗已经彻底拔得头筹。至清代，甚至还发展出了春联用纸的等级制度，如《燕京岁时记·春联》记载：“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师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其实，宗室门庭黄瓦红柱，的确不适合再用朱笺或红纸，因此“例用白纸”倒也成了自然之事。门神、桃符、春联，作为年红的三巨头，毫无疑问为千家万户撑起了过年的“门面”。在这样的日子里，倒也不用太在意到底是谁孕育了谁、谁又是谁的前辈。只要在喜庆中保留这一份中国人的自豪就可以了：它们很古老，它们又很新。《北京风俗图谱》中可见春联门神成为“固定搭配”作者：江隐龙编辑：范昕策划：范昕责任编辑：邢晓芳*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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