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朝代，历史继而为王室所重视，设立史官便是证明。《吕氏春秋先识》就记载了夏朝史官终古，想必商朝也有史官，到了周朝史官之名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史佚、史伯，以及春秋的内史过、内史兴，等等。此时的史官业已替代了瞽史，口耳相传成为过去，代之以文字记录。 最初的史书，便是这种简而又简的记言和记事。这样的一种兴起，就决定了我们的史学特点，即从开始就为官方所垄断，并因之决定了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帝王将相”的活动，或说重点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以及王朝的体制上，干脆说在朝代的更迭上。至于思想、文化、科技、经济方面的情况就被边缘化了，更不用说对普通百姓活动的记载了。
上述的“记言”和“记事”，基本成了最初史书的写作传统。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写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类记录形式，当历史不断积累和趋于复杂的时候，就难以表达清楚。因此，在“记言”和“记事”类的书之外，就产生了其他类的史书，即“专门性和形式比较灵活的书，也为史官所掌管。专门性的为‘世’，是记载统治者的世系和昭穆关系的，……形式比较灵活的有二种，其偏重于言论者称为‘语’，偏重于事件者称为‘志’。”（“纲要”第11页） 流传下来的《国语》，就是春秋各国之《语》的汇编。至于《志》确实存在过，如《国语楚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庄子齐物论》也记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这证明此三类史书流行于战国时期，只是其中偏重事件的《故志》，至秦“焚书”后，彻底失传，幸被《左传》、先秦诸子书所引用而得以零星保留。
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孔子对史事的评议，使“王官之学”开始松动，使史书不再是单纯的记言、记事、记王者世系，还应包含对史事的评议，这也是对原始的“察往以知来”的继承和发挥。特别是在春秋后期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革，即贵族开始没落，“士”这一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孔子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肯定对这些教材有过一定的修订，终使一些古籍得以传世。否则我们的史学难以达到源远流长。现存记言的《尚书》、《逸周书》、《国语》（《战国策》虽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成书，其所依据的仍为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书策”），以及记事的《春秋》、《竹书记年》、《世本》等古籍能够流传下来，便是见证。尽管像《逸周书》已残缺、混杂；《竹书记年》到两宋以来也已大大残缺，今所传的所谓“完全之本”不过是明人的伪作；《世本》这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集各国《世》的合编本，到宋时亦渐次散失等等，但终未“一无所剩”，有后世的“辑本”，总是值得庆幸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史学冲破了王官之学的大门，便能够一无遮拦地向前健康发展，还是遇到了干扰甚至受到摧残的。关于干扰，“纲要”第42页这样写道：“战国时期盛行的总结古代历史的风气，为了便于为自己的理论主张作依据，真正合于古代实际情况者并不受重视，蒙上历史假相者倒很有市场。”这种随意编造的历史，无疑掩盖了不少历史真相，对于秉笔直书堪称干扰。关于摧残，“纲要”的第43页写道：“原来各国统治者在进行激烈的生死斗争之中，认识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性，而当时正是一些新兴势力集团兴起的时候，旧的礼制对他们是一种束缚的力量，旧的史书则为这些礼制的重要见证，自然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采取了焚毁灭绝的办法，造成了史书最严重的损失。”此“焚毁绝灭”，在秦始皇时达到顶峰，史学受到了空前的摧残。这种干扰和摧残，不夸张地说一直伴随着史学发展的历程，不然我们的史学会更精彩，我们对史实的了解会更多、更真实。
历史在前进，便无法阻挡史学的发展。这王官之学真正流入民间，当在战国时期，其标志是史书在体裁方面有了新的创立，即编年体《左氏春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