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禹伐三苗推演的苗民迁徙
上古时期，受到渔猎经济和生产模式的影响，大部分部族集团没有定居，各以抢占地盘为主要目的部族战争也由此产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量战争。
其中比较著名的当属禹伐三苗之战。三苗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迁徙和民族战争而后定居西北的。现今大多数认为三苗与今苗瑶民族有渊源关系。实际上，如今的苗族只能算作古文献所记载的三苗族的一个很小的分支，而且，其祖先原本也未必居于西北之地。
“三苗”是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三苗族最初居于何地？至少有两个范围都是值得参考的，首先，《山海经》中有记载：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
颛顼是主管北方的天帝。《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颛顼居帝丘（河南濮阳县），称高阳氏。”而帝丘，为今河南濮阳县，位于黄河流域下游，即古中原地区。又有姜亮夫认为“西北为颛顼传说之中心点”。但同时，《战国策》又有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史记五帝本纪》也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是说三苗活动的地点主要在鄱阳、洞庭等地，属江、汉流域一带。依孔颖达疏，三苗为缙云氏之后，有关“缙云氏”，《左传·文公》十八年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聚敛积实，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饕餮之称，《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彊者夺老弱者，畏羣而击单，名曰饕餮。”
从文献中对三苗“贪”之特征的记载来看，三苗族的特征与《左传》所述更为相合，且三苗族采用侵占式的迁徙方式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
三苗族最初活动的区域有可能在中原，也有可能在江、汉下游的西南一带。中原之说，是基于三苗是尧舜禹集团叛乱的诸侯首领，有文献说三苗的首领驩兜是“尧臣”，被称为“诸侯”，因为不服尧的统领，多次为乱，故而遭致流放。而言其起于西南，则是基于三苗是兴起于西南之地的一个有着吞并野心的想要与中原统治集团抗衡的部族首领。
文献中多载有三苗族因作恶而招致讨伐的记载。如《尚书周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三苗的大部迁往西南，经过了多次的战斗与转移。尧曾与三苗战於丹水一带，并将其部分人放逐于三危，舜也曾对三苗进行分化迁徙，并终因南征三苗，死于苍梧，连尸骨也未运还。
到禹之时，三苗终于不敌屡次征伐，于是被流放瓦解。《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可见经过颛顼、尧、舜、禹的多次征伐，一步步把三苗赶到西南蛮荒之地。在这个过程中，禹作为一个英雄人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无论三苗兴于何处，在禹伐三苗的战争之后，他们因为战争失败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与分化。
《尚书》载有“窜三苗于三危”，《山海经西山经》中载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而敦煌郡，即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亦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又有《地道记》曰：“陇西郡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皆在西北，《史记五帝本纪》中“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山间谷地之人。
“西戎”即西方山地民。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而“窜三苗于三危”之可见三苗族上古时曾被流放于西北一带。因此，三苗族的迁徙是经由西南向西北，而非自西北向西南。但三苗也并非全部被流放至西北，而是被分化为两个支流，一个顺中原直接向南，一个行至西北以后，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多有融合，再经由西北直接传入毗邻的西南之地，因此，今日苗族文化与三苗族有很深的渊源。
20世纪以来，西南一带丰富的神话遗迹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而苗民口中流传的大量神话传说故事也得到了很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与北方神话故事形态及内容相近，但又充满更加浓厚地域色彩的神话故事，比如伏羲女娲的洪水神话，与北方伏羲女娲神话看似相近，但又增添了洪水泛滥的环节。
犬戎是以犬为图腾的，苗民中亦有盘瓠犬为重要图腾者。《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由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铜器是甘肃东乡县出土的。而古西域中亚一带早在五千年前已发现了铜器。这也许同苗民祖先有关。《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西羌、西戎，似皆与苗民有关。
这些记载较简，有正统思相的偏见，并不精确，更不全面，但却反映了苗民流向西北的历史事实，这是不可能凭空捏造的。这其实是在漫长的历史改造作用下所造成的神话的分化与演变，它与民族战争是分不开的。有文献说三苗是“九黎之后”。是因为三苗族的迁徙历程，与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曾受到多次征讨、迁徙，有的向西，为犬戎、西羌，有的向南为三苗的历史轨迹有着十分相近之处。
《拾遗记》：“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从考古学方面来说，考古学已经证明，公元前至前年曾存在于江汉平原这一地区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过汉水，文化影响到达河南南阳地区。
从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一些规划整齐的建筑疑似因为战火而出现了突然中断的历史，同时，属于西南的屈家岭文化却又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甚至进入了南阳地区，取代了那里的仰韶文化。
开始于公元前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后期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南阳地区成为河南龙山文化先民的居地。这至少可说明两点：
其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部族曾经具有某种形式的交流。最有可能的就是冲突性交流，即在中原发生战争，并且两个流域的文化相互有所渗透和交融。
其二，中原部族的权力与疆域在公元前四千年已经由于某种原因而大范围的向四周辐射与传播，并招到其他部族的不满与反抗。
其三，西北边界向后退缩的过程，其实是中原文化以及南方文化向西北扩散的过程。这对于后来西北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神话在西北的传说与演变同样奠定了基础。
以三苗族为代表的南方部族在与中原部族的战争过程中，无疑促进了中原文化向四周不同程度的扩展，尤其是随着三苗族的战争失利，其统治集团与集团文化被打散，一部分更向南传播和发展，一部分随着“迁三苗于三危”而流向西北，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合为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一部分已经演化完成的新的苗族文化直接绕过中原地区，经由西北并被分化，又有一支流入西南，与西南苗疆文化结合。
今日流传在黔西北苗族一带的古史传说中，认为其祖先原本住在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这似乎可以证明三苗族上古时期由西北经中原至于西南的迁徙途径。
这种传说说明了苗民被迁至西北之后的迁徙途径，即过西北，经中原，再入西南，必然形成于相对更晚时期，是三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结合之后形成的历史印象。
无论在什么年代，战胜的一方才拥有话语权，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苗族在当时必然已相当强大并具有与中原部族核战争的实力，看似两个部落或者两股势力的战争，其实体现的是整个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战争，在这种战争的抗衡之下，新的社会文明更快产生并传播开来。
苗族无论是作为集团内的一分子或者作为一个新的集团，都是以叛乱者的身份存在，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长时间不断迁徙的事实，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会随着他们不断移动并不断演变，神话自然也不例外。神话是精炼过的历史，历史是衍生发展后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