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先秦时代的蜀是一个偏居一隅的蛮夷之邦，是一个从来就没有进入中华文明主航道的区域方国。既便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之后，许多学者仍然难以扭转这种观念。于是，蜀是独立于中原文明发展的学术观点就这样产生了。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图源：新华网）造成上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学者的观念被汉语文献中的“蜀”字塑造了。因此，要使三星堆的研究走上更为科学的轨道，追溯“蜀”字的本义就显得极其重要而迫切。
一、“蜀”字之谜：甲骨文中的蜀若不在四川，那三星堆文明是谁？
不管是从传世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看，隐藏在“蜀”字上的谜实在太多了。
谜之一：从传世文献看，古代四川地区的政权被记作“蜀”，《战国策·秦策》称蜀为“戎狄之长”。在先秦文献中，有关于戎狄的记载不计其数。按道理说，作为“戎狄之长”的蜀更不应该被忽略。然而，检索先秦汉语文献，我们发现能检索出来的对“蜀”的记载却不超过十条。并且，这些记载还多是语焉不详，让人难以洞观其况。
谜之二：先秦文献对“蜀”的记载是如此匮乏，但令人吃惊的是，有关于黄帝、昌意、颛顼、禹等这些古代帝王的传说却又多涉及蜀地，如黄帝娶嫘祖而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而娶蜀山氏，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大禹兴于西羌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以上这些传说只是蜀人附会，那它为什么却偏偏会出现在中原的早期典籍中？如果说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那先秦文献对“蜀”的记载为何又惜墨如金？
四川民间的祭祀大禹活动（图源：swbd）谜之三：自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运用甲骨材料证史就成为了中国学者常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运用这种方法是否能解决“蜀”字之谜呢？
年，时在日本的郭沫若首先把广汉文物与甲骨文中的“蜀”联系了起来。[1]此后，邓少琴、林向、段渝等学者也力主甲骨文中的“蜀”与古代成都平原的政权有关。然而，胡厚宣等大批学者却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观点。比如，胡厚宣、郑杰祥以为这个“蜀”在山东，童书业认为在湖北郧西，陈梦家、岛邦男认为在山西新绛，蔡运章认为在河南灵宝西北，杜勇认为在长葛，成家彻郎认为在陕西宝鸡，总之，这些主张都不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在成都平原。特别是郑杰祥研究员，他举出了《甲骨文合集》正这一版卜辞。在这条材料中，“蜀”与“丘商”赫然同列。郑氏认为，这个“丘商”就是传世文献中的濮阳。[2]若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同版的“蜀”不可能距离濮阳太远。这条材料让持“成都平原”说的学者难以招架，但却因此产生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如果卜辞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的历史身份是什么？如果卜辞中的“蜀”不在成都平原，那先秦文献为什么又要用“蜀”来称古代四川的政权？
蜀与丘商同版卜辞（合集正）面对着纸上和地下两种不同来源的材料所形成的巨大鸿沟，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古代巴蜀地区有自成体系的文字，即学界所称的“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至今仍未被破解的一种文字，因此指望靠破解图语来揭示“蜀”字之谜那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四川地区虽然也间有铭有汉字的古器物出土，然而数量稀少，且始终不见“蜀”字名号。因此，直到今天，出土材料中的“蜀”与传世文献中的“蜀”是否可以互相发明，在中国学术界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成都市马家大墓之谜
年3月，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市新都县马家乡清理了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大墓。该墓呈“甲”字形，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约平方米。[3]与应侯墓（30.8平方米）、晋侯墓（37.4平方米）、卫侯墓（38.1平方米）、燕侯墓（41.86平方米）等周代诸侯墓相比，马家大墓的规模十分惊人。
马家大墓（图源：文物）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家大墓墓主就是开明王朝的蜀王。根据《蜀王本纪》的记载，开明王朝缔造者鳖灵曾协助望帝杜宇治水，后受禅即位而称开明帝。“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
在先秦文献中，最早的“帝”代表着祭祀的神权，其甲骨文字形似燎祭的柴垛；“王”代表着征伐的军权，其甲骨文字形如一柄斧钺。在夏商时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集神权与军权为一身。秦以后，“帝”的称号为帝国最高统治者所垄断，而“王”的称号则降格为对属国、藩邦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换言之，在扬雄生活的时代，“帝”改称“王”代表着身份的降格。因此，所谓的开明尚改“帝”称“王”，反映的很可能是蜀亡以后而蜀帝被降尊称侯的事实。
马家大墓列鼎（摄于四川博物院）马家大墓出土有五件铜鼎，其中一件盖铭有“邵之食鼎”几字。这里的“邵”字，徐中舒、唐嘉弘等学者读为“昭”，以为即楚国贵族昭氏；冯广宏、王家祐则认为“邵”是蜀王之名，与楚国昭氏无关。相较而言，冯广宏、王家祐二人的观点较优，但也并非不可再议。
邵之食鼎（摄于四川博物院）从上古音看，邵为禅母、宵部字，尚为禅母、阳部字，二字双声旁对转，古音相近。也就是说，马家大墓墓主的“邵”有可能就是《蜀王本纪》的开明“尚”。照此推断，马家大墓的墓主身份似可定谳。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蜀字古读禅母、屋部，与“邵”、“尚”二字的上古音同样相近。这就意味着不能排除“邵”、“尚”、“蜀”三字都只是基于同一个音源的记音字，甚至包括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用来称呼西南夷的“叟”、“嶲”、“徙”等用字，也应作如是观。这种语言现象告诉我们，对“蜀”字的解读可以从西南地区的古代文化入手。
三、“蜀”字音义寻源
（1）蜀字的字形
从汉字字形来看，《甲骨文编》列“蜀”字共十九个，其字上面的构形为“目”，下面的构形为“”或作勾回之“虫”（大蛇）身形。虫为古文“虺”字（《玉篇》卷25《虫部》），字读若昆（《说文》卷13《部》）。虫、二字上古音于声部属晓见旁纽，于韵部属微文对转，古音相近。也就是说，《甲骨文编》的“蜀”字无论是从虫还是从，从音、形两个方面讲都没有本质区别。周原甲骨文的“蜀”字从目、从勹、从虫，“勹”即虫身之形，故其字形与殷墟甲骨文的“蜀”字亦无本质区别。
三星堆青铜蛇（三星堆博物馆藏）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祭祀重器有青铜大蛇，亦有纵目面具，蛇、目二物正合“蜀”字的甲骨文字形。
（2）蜀字的字义
关于“蜀”字的本义，目前学术界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一为蚕说，以《说文》为代表。二为“原蚕”说，以任乃强为代表。三为“毒虫”说，以童恩正为代表。四为“白蜡虫”说，以唐远昭为代表。五为“独”说，此说本自《尔雅》。六为祭器说，本自尹知章《管子》注。七为羌语“湖沼”说，以徐南洲为代表。八为藏缅语“人”、“族”说，以普学旺、涂良军为代表。九为“王”说，以岑仲勉为代表。十为蜀人始祖神“蚕丛”图像说，以赵殿增为代表。十一为阳性生殖器说，以艾荫范为代表。
以上十一说，前六者着眼于文字学，次三者着眼于历史语言学，后二者着眼于古器物的解释。从字形构造的取径来看，尹知章说堪为探索“蜀”字本义的突破口。《管子·形势》说：
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尹知章注：
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虽复静然不言，庙堂之政既以修理也。
此释蜀为祭器，与“蜀”字构形相合。显然，“抱蜀不言”与《论语·八佾》“祭神如神在”意义相似，都有指祭祀时要保持庄重虔敬的意思。
三星堆纵目面具（摄于三星堆博物馆）祭器为通神之物，而通神必赖祭司。饶宗颐教授指出，甲骨文亦有从“口”之异形蜀字，或即在表示祭司在祭祀时的祷神颂告的情状。[4]《说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则以“祠”训蜀，又得旁证。退一步说，即使不能直接把“蜀”训为祭器，但“蜀”字古义与祭祀有关则应是可信的。
（3）蜀字的义项演变
古代祭司往往兼为部落君长，故其意义容易转化为“王”。岑仲勉谓蜀有“王”义，实为卓见，其持论的汉字材料有师寰簋的“兽”、商王帝辛的“受”、《皋陶谟》的“首”、《山海经》的“昭（照）”、《南中志》的“叟”、《汉中志》的“傁”、《晋书》的“诏”、《蛮书》的“寿”、《史记》的“苴（且）”、《卷阿》的“酋”等字，持论的民族语言材料则有掸语的sau、泰语的chao、缅语的saw等字。[5]
以蜀为君长之意，则汉语文献中的一些材料确易得到解释。因君长为族中之大者，故蜀有大意。《尔雅·释畜》说：“鸡大者，蜀。”又《释草》邵晋涵正义：“戎葵，今谓之蜀葵。戎，蜀，皆言其大也。”国之君长为王，王有“一人”之称，故《方言》卷12：“蜀，一也。”
王者为天下至尊，亦可称孤、号独。《方言》说：蜀，“南楚谓之独。”《尔雅》说：山“属者，峄；独者，蜀。”山称“独”者，即谓群峦之王，也就是主峰。《山海经·海内经》四篇称今四川西部地区为“天下之中”，称岷山为“昆仑”。[6]昆仑有天柱之号，而岷山亦别称蜀山，是昆仑本亦可称“蜀山”。《新书·修政》谓：“（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刘师培：“独山即蜀山。”[7]而《山海经》谓西王母居昆仑，是言昆仑为蜀山，即言昆仑为天柱也。
（4）“蜀”字的同源词
上面，岑仲勉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些“蜀”的同源字，这里，我们再做一些补充。《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言此卢国在戎府之南。戎府，即今宜宾地区，历史上久为彝族居地。《大定府志》卷11说：“（彝人）周初为卢夷之国，其君称烝。”孙华教授也认为卢人为彝人族源之一，[8]这是可信的。蒙文通教授说：
《华阳国志》载有“夜郎庄王”（《南中志》），《竹书纪年》载有“岷山庄王”（《艺文类聚》卷83引），《蜀记》载有秦徙严王之族于严道。说明西南民族有以“庄”字为称号的习俗。”[9]
烝、庄二字章庄邻纽，蒸阳旁转，古音相近。朱崇先指出：“‘诏’不仅是古今彝语始终广泛运用的一个基本词，一直用以称‘王’，而且它是整个藏缅语言中的同源词。”[10]《大定府志》卷47：“夷谓宗为主。”宗宜即《华阳国志》之賨。“宗”古为精母、冬部字，与“苴”字音近，开明氏尝以其弟封苴，称苴侯。苴、庄二字精庄邻纽，鱼阳对转，亦当同源。彝人称君长为“苴穆”、执事之长（相当于宰相）为“更苴”，这都是值得重视的语言学材料。
除上了面提到的这些词，汉藏语系中还有大量与“蜀”字音近且具有“祭祀”或与“君长”意义的词汇。比如，汉语文献称代神受祭者为“尸”，苗语称专职巫师为“Sheub”，藏语称苯教巫师为“辛（gshen）”，这些字无疑也可认为与“蜀”字语源相同。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笔者所出的“夏分三段”、“夏与商周并行”之说，我们可初步做出如下总结：
蜀本为对“大巫”的称呼，后转为“君长”或“王”之义。后羿代夏之后，三星堆文明毁灭，夏后相被迫迁往帝丘，地即今濮阳。夏后相的“相”字，即对应着甲骨文的“蜀”字。其后，少康中兴，其王记为“杼”。后杼复国建立的政权即金沙文明，《蜀王本纪》称之为开明，记其王为“尚”，马家大墓铭文则记为“邵”。以上相、蜀、杼、尚、邵诸字，实为一音所出的同源记音字，其义均为“王”或“巫长”。由此观之，秦人因袭殷商旧俗而称开明政权为“蜀”，并非凭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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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年，第页。
[2]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出版社，年，第-页。
[3]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年第6期。
[4] 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5] 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 蒙文通：《巴蜀古蜀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 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8] 孙华：《卢族西迁与彝族关系考》，《贵州民族研究》，年第1期。。
[9]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0] 朱崇先：《彝语王号“诏”与“庄”变异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