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芈月传》的时候会看到苏秦和张仪的形象，他们便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个杀伐不断的战乱时期，诸侯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求成就自己的霸业，而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因为战乱，因为国家的不统一，所以也涌现出了很多的思想家，也随之出现了众多的流派，诸子百家应运而生。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等等，他们各有各的治国主张，到处进行游学，游说各个国家的国君听自己学派的治国主张。
纵横家产生的背景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出了一类人，战国时期的国际形势此起彼伏，统一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到了战国晚期，秦国的政治军事力量逐渐强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出现了“纵横家”，他们的言行举止主要在《战国策》当中记载，《战国策》也可以说是纵横家游说说辞的汇编，他们最为擅长的便是用比较华丽的辞藻，具有说服性的语言，铺排的手法来打动人，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纵横捭阖”。
纵横家这个词语的来历是来自于两派人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而具有的主张，即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的主张，主要以山东六国合力对抗秦国称为“合纵”而秦朝联合其他小国的策略则被称作“连横”，像苏秦和张仪虽然都师出鬼谷子，但是两者的政治主张却不相同，所以二人属于以上两种派别。
最早给纵横家作派别分析的是韩非子的《五蠹》：
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子纵衡之党,则有仇之忠而借力于国也。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柞所以持国也……夺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失。救小为纵,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系统分析了“纵横之党”的两种主张在当时所处国际环境中的状况，韩非所处的年代是在战国末期，这个时候秦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超其他国家，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合纵”则是以弱攻强，而“连横”则是以强攻弱，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都改变不了统一这个大趋势。
纵横家的思想
战国时期，是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仪式因为战争，二是因为文化的管理方面相对宽松，所以才出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情况。在《战国策》中也表现出了纵横家不惧权贵，有独立思想意识的优秀品质。
比如《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篇，齐宣王和颜斶争论国君和士人的尊卑问题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
这充分证明了战国时期的士人追求自身的独立地位，洁身自爱，不慕权势的优秀品质。
又如《战国策.赵策一》“苏秦说李兑”
今君杀主父而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听臣计则生,不听臣计则死。反应出了策士说话直击要害，敢于在君面前直言自己的看法，不惧权贵的特点。
不仅仅在《战国策》中，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像是苏秦、张仪、甘茂等人的一些事迹，虽然有的过了若干年不足以信，但是其大致的思想却是相似的，那就是不惧君权，他们要求的是思想上的独立。他们并非只有关于“合纵连横”的思想，也没有后世人评说中如此的不堪。
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但在道统中则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
他们不依附于王权，他们有独立的思考的意识和敢于抗礼王侯。但是他们存在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依附于皇权，他们存在的目的还是为了政权而服务的，这是不能否定的。
后世褒贬不一的态度
关于后世对纵横家的态度向来也是褒贬不一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对于纵横家的态度几乎是贬的，像是《汉书艺文志》当中纵横家在九家当中排第七，认为“及邪人为之，上诈设而弃其信”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则认为纵横之道是“世之大祸”，他整理《战国策》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
但是司马迁在其《史记》当中对于纵横家的想法却不同，关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敢贫困，积极进取的精神有一定的肯定。
后世对于纵横家褒贬不一的态度是应当放到整个时代环境当中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那个时期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但是思想却相对来说比较开放，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儒家成为主导思想以后，君主专制思想逐渐浓厚，统治者对于思想的控制也加强，所以，纵横家这种敢于抗礼王侯的思想在君主专制时期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一种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宋朝时期，程朱理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更加容不下纵横之道的存在。所以关于纵横家最为客观的观点记载应该是在民国以后，这个时候封建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学者也几乎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对纵横思想的研究便会更为深入。
纵横家思想也是随着大一统王朝的确立而土崩瓦解，它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个时候文化管理比较松懈，各国对立，到了大一统王朝，这种思想便和封建王朝是完全悖逆的，所以它也就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