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了解战国七雄当时的地理分布与疆域版图，我们就能知晓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其时的生存条件有多艰难。根据考古研究，韩国疆域覆盖在今山西东南角和河南中部，介乎魏、秦、楚三国之间，既是秦国进兵山东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方各国联合抗秦的主战场，是实打实的军事上的必争之地。此外，当时的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又最为弱小，以微弱之国居天下之冲，面对首尾腹背受敌之状态，其狼狈与窘迫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样夹中居危的“孱弱小儿”，竟也在当时的虎狼环境中存活了一百多年，为后人保留了一国之独立史，使我们有机会通过史家之手走进韩国，探索韩国之兴衰发展，从这一点来说，韩国历史较之其他六国历史更有难能宝贵的意味。
不过，也正是因为韩国国小势弱、建国短促，加上各国史籍在秦时多被焚毁，使得史公作史缺乏相应参考材料，故而太史公写作韩国历史较其他六国历史突出简略，同时也出现了较多歧误，这是我们学习《韩世家》必须正视的问题。后人对《韩世家》多有异议，如茅坤所谓“撰次本末无可览”也，牛运震等所谓“记载省略，多不明处，又多阙略失书法处，又录用《国策》文有事复而语倒处”也，即源于此。所幸的是《韩世家》虽“体瘦缺残”，但整体躯架尚算完整，这就为我们今天学习《韩世家》提供了一定的流畅性及可读性。
按太史公记载，韩的祖先本与周同姓，姓姬氏。直到后来韩家后代因奉事晋国，被封在韩原，此即韩武子（名万，“武”字是其谥号。《谥法解》：“刚强直理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而后武子再传三世到韩厥，韩厥乃随其封邑改姓了韩氏。按，有关太史公此段记载有几处需要另外补充说明，首先是关于韩氏先祖是否有周直系及韩氏一族是否始封于晋之问题，《索隐》曰：“《左氏传》云：‘邗、晋、应、韩，武之穆。’是武王之子，故《诗》称‘韩侯出祖’，是有韩而先灭。今据此文，云‘其后裔事晋，封于韩原，曰韩武子’，则武子本是韩侯之后，晋又封之于韩原，即今之冯翊韩城是也。”按，以上《索隐》引《左传》语见僖公二十四年。据此则韩氏为有周直传子嗣，且韩氏已于先周受封，不过其后湮灭，至晋才又得以接续。然《索隐》又谓：“按《系本》及《左传》旧说皆谓韩万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晋之支庶。又《国语》叔向谓韩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谢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赐。’亦言桓叔是韩之祖也。”则韩氏是为有周分支，且据此推知韩氏始封于晋国。盖二说完全不同。另外，太史公云韩厥为武子三世，《索隐》引《世本》则云：“万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则韩厥为武子四世。最后，太史公前已云韩万有功封于韩“曰韩武子”，今又称其后世孙韩厥“从封姓为韩氏”，是前后自相矛盾矣。
现在我们仍顺承韩厥往下追寻韩氏流脉发展。据史公明文，公元前年，即晋景公三年，晋国司寇屠岸贾以讨伐杀害晋灵公的贼臣赵盾为名发动叛乱，可由于当时赵盾已死（按，赵盾的死年不详，《赵世家》称“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而据《晋世家》，晋景公三年（前）“晋使荀林父将中军”，下列诸帅名氏，无赵盾，而有赵朔，是赵朔已死于晋景公三年之前），所以屠岸贾便转而要杀赵盾的儿子赵朔。韩厥见此乃出来阻止屠岸贾，无奈屠岸贾不为所动。于是韩厥只能暗中告诉赵朔，让他赶紧逃离。可不想赵朔也是个硬骨头，他在向韩厥提出“您若能保住我们赵氏的香火不绝，我虽死无憾”的恳求后，毅然决然留了下来。韩厥于是答应了赵朔的要求，等到屠岸贾诛灭赵氏的时候，韩厥就推说有病，没有出门。但程婴、公孙杵臼后来藏匿赵氏孤儿赵武的事，韩厥是知情的。按，关于屠岸贾诛灭赵氏家族，与程婴、公孙杵臼救援赵氏孤儿事，详见《赵世家》。然据《左传》，赵武之母乃晋景公之姑，即所谓“赵庄姬”。赵氏家族遇下宫之难时，怀孕的赵庄姬正在晋景公宫中，从未遇险，史公前后所说屠岸贾叛乱，韩厥、程婴、公孙杵臼救助赵氏事，亦皆子虚乌有。
晋景公十一年（前），韩厥与郤克率领八百乘战车攻打齐国，不久齐师败绩，韩厥等人在追赶亡军时在路上遇到了齐顷公的车子。由于其时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化装成齐顷公，以掩护其主子逃跑，所以韩厥误将逢丑父当作齐顷公俘获回去。十二年，晋建六军，韩厥由此位居一卿，号为献子。按，春秋时期，只有周天子能作六军，诸侯大国最多只能有三军，而晋国此时首建“六军”，以见其强而不守旧礼。另，有六军则有六套将、佐，将、佐在当时都是卿职，有战事则统兵为将，无战事则在朝为卿。故此时晋国已具十二卿。十七年，景公重病，为此他令人进行占卜，结果卜辞显示是蒙冤的大业（为秦、赵氏的祖先）子孙在作祟。韩厥于是趁机赞扬赵衰（赵朔的祖父，从重耳出亡十九年，佐助晋文公历经险难成为霸主）的功劳，并说他如今无人祭祀，以此感动景公。晋景公听闻乃向韩厥问起赵氏是否还有后代，韩厥便顺势说出了赵武，晋景公因而把赵氏原有的田邑重新给予赵武，让他接续赵氏的祭祀。
转眼到了晋悼公七年（前年），这一年，韩献子告老。其后献子逝世，其子韩宣子（名起，《左传》作“士起”，“宣”是其谥号。《谥法解》：“圣善周闻曰宣。”）继位，此时，韩宣子将韩氏迁居到了州邑（旧址在今河南温县东北之武德镇乡）。晋平公十四年（前），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时说：“晋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韩、魏、赵三家。”晋顷公十二年（前年），韩宣子与赵、魏两家瓜分了祈氏、羊舌氏的十个县。按，有关此事缘由，是为祈盈欲杀其族人祈胜，不想祈胜贿赂荀跞，使荀跞言之于顷公而反将祈盈捉起。故祈盈的党人愤而杀祈盈，而顷公（实乃六卿操控）遂将祈氏和与之交好的羊舌氏一起灭掉，并将其地十县收归晋国。另按，关于晋国对此十县的处理，各处记载不同，此云由韩、赵、魏三家瓜分，《左传》乃云由朝廷派出十人，分别为各县的大夫，《晋世家》则说：“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则众说莫衷一是。
韩宣子逝世（逝年不详）后，其子韩贞子（名须，“贞”为其谥号，《谥法解》：“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接替继位。贞子时，将韩氏家族的大本营又改迁到了平阳（晋邑名，在今山西临汾西南）。之后贞子去世，其子简子（名不信）上台。晋定公十五年（前年），韩简子同赵简子侵伐范氏、中行氏（其事详见《左传·定公十四年》与晋、赵世家）。简子后又历庄子（简子子，名庚，“庄”是其谥号。《谥法解》：“兵甲亟作曰庄；睿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一代至康子（庄子子，名虎，“康”是其谥号。《谥法解》：“渊源流通曰康；温柔好乐曰康；安乐抚民曰康；合民安乐曰康。”）。韩康子上位后与赵襄子、魏桓子一起打败知伯，瓜分了知伯的领地。至此，韩、赵、魏三家的地盘增大，超过了当时的晋侯。按，此事发生于周定王十六年，前年，详情可见《赵世家》。
康子死后，他的儿子武子（名启章）继任为新一代韩氏首领。武子二年（前年），韩氏征伐郑国，杀了郑国的国君幽公。十六年（前年），武子去世，其子景侯（名虔，一名“处”）即位。按，在武子在位期间，《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高诱注有所谓“武子都宜阳”，是武子又从平阳迁宜阳也，而史公不记。景侯虔元年，韩氏再次攻打郑国，并占领了雍丘（郑邑名，即今河南杞县）。二年，韩氏在负黍（韩邑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南）为郑国所败。六年（前年），韩虔与赵烈侯、魏文侯同时被周天子策命为诸侯。九年，郑国围攻韩国的阳翟（即今河南禹州）。同年，景侯去世，其子列侯取（“列”也作“烈”）继位。按，有关景侯在位事纪，《吕览·任数》又注谓“景侯徙阳翟。”，则此年郑国围攻乃韩国都城，而史公又不记。
列侯三年（前年），聂政刺杀了韩相侠累（即韩傀，韩烈侯的叔父）。按，史公此处记载歧说旁出，据《刺客列传》，谓聂政乃韩严（即严仲子，韩烈侯的大臣）所收买的杀手，为韩严杀了宰相韩傀，且谓此事发生在哀侯时，地点则在相府。而据《战国策·韩策》，又谓聂政为严仲子往刺其相韩傀时，韩君哀侯亦在座。“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则《战国策》不仅系聂政杀韩相在哀侯时，还有兼中哀侯事。而史公于此记载“聂政杀韩相侠累”后，又于后文记曰：“（哀侯）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则是将聂政杀相与韩严弑君分为不同时期之不同事件。由于《战国策》与《史记》的说法本身都有矛盾，因此后人更加群说不一。今人据《竹书纪年》定二者为一事，并系于魏武侯二十二年，亦即韩哀侯三年，《韩策二》《韩非子·内储下》均为韩哀侯，与《纪年》所载相符。
列侯四年，魏文侯去世。九年，秦军攻打韩国的宜阳（韩国早期的都城），夺取了六座城邑。十三年，列侯去世，其后列侯子文侯（史失其名）继位。文侯二年（前），韩国征伐郑国，夺取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同年，又征伐宋国，打到彭城（宋邑名，即今江苏徐州），并俘获了宋国国君。七年，由于其时齐军攻打燕之桑丘（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西南），遂引发韩、赵、魏三国救燕，韩、赵、魏三国联军共击齐于桑丘。同年，郑国背叛韩国。九年，韩军征伐齐国，打到灵丘（齐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南）。十年，文侯去世，其子哀侯（史失其名）即位。
哀侯元年（前年），韩与赵敬侯、魏武侯瓜分了晋国。二年，韩国灭了郑国，随后，韩国将都城由阳翟迁到新郑（即今河南新郑）。三年（原文作六年，今据前文解释改为三年），韩严杀了他的国君韩哀侯，其后哀侯的儿子懿侯继位。按，此处系年虽按考据改作“三年”，但这“三年”实际上也无从表示，因为新即位者当年就改称“懿侯元年”了。此外，史公此处系哀侯之后为懿侯，但《六国年表》又作“庄侯”，无“懿侯”，则“庄侯”或即“懿侯”，《史记》中有关韩国诸侯的系年从此混乱。懿侯二年，魏军在马陵（韩邑名，在今河南新郑东南）打败韩军。按，《六国年表》《魏世家》均系此事于魏惠王二年、韩庄侯（即韩懿侯）二年，然司马迁旧表本就混乱，故当依战国史家的研究厘定为，魏败韩于马陵在韩懿侯六年、魏惠王元年，前年。今为读者备书。
五年，韩懿侯与魏惠王在宅阳（也称“北宅”，韩邑名，在今河南郑州北）会晤。按，有关此事系年，《魏世家》《六国年表》所书均与此同，然据今战国史家的研究，应厘定为韩、魏两国会于宅阳在韩懿侯九年、魏惠王四年，前年。九年，魏军在浍水打败韩军。按，有关此事系年，杨宽《战国史表》作魏败韩、赵联军在韩昭侯元年、魏惠王八年，前年。十二年（前年），懿侯去世，他的儿子昭侯（史失其名）继位。按，此处系年应改为韩懿侯十一年，前年，且此事应系于魏败韩于浍水之前。昭侯元年，秦军在西山（胡三省曰：“自宜阳熊耳东连嵩高，南至鲁阳，皆韩之‘西山’。”）打败韩军。按，据杨宽《战国史表》，秦败韩于西山事在韩昭侯五年、秦孝公四年，前年。
二年，宋国占领了韩国的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南）。同年，魏军夺取了韩国的朱邑（钱穆以为“当在今沁阳县境。”）。按，杨宽《战国史表》，宋取韩黄池、魏取韩朱事，在韩昭侯六年、魏惠王十三年，前年。六年，韩军征讨东周国，占领了陵观、邢丘。按，有关陵观、邢丘所在地，应距今河南巩义不远，有以今河南温县东北之“封丘”当之者，绝非。另外，有关此事真实性，王叔珉作此怀疑曰：“陵观，无考，若廪丘，是齐地。时属于赵。邢丘，是魏地，后入于秦。俱非东周之地，韩安得取之？东周止有巩耳，疑所书误。”按，邢丘，《六国年表》作“廪丘”，《资治通鉴》胡注同。
八年，申不害（亦称“申子”，与商鞅同时代的法家学派人物）任韩国相，他运用君主驾驭群臣的阴谋权术，实行法家的治国之道，使国内得到安定，各诸侯国不敢前来侵犯。按，杨宽系申不害以法治韩在昭侯八年，与此处同，然牛鸿恩以为在昭侯十二年，前年。十年，韩国弑杀了晋国的君主晋悼公，至此晋国彻底灭亡。十一年，韩昭侯前往秦国。按，牛鸿恩以为韩昭侯如秦应在韩昭侯十五年，前年。二十二年，申不害去世。按，牛鸿恩以为应在韩昭侯二十六年，前年。二十四年，秦军攻打韩国的宜阳。按，杨宽《战国史表》系秦攻韩宜阳在韩昭侯二十八年、秦惠文王三年，前年。
二十五年，由于此年韩国发生了旱灾，昭侯却还要修建宫殿的高门，楚人屈宜臼因此预言出“时绌举赢”的韩昭侯出不了这座门。按，所谓“时绌举赢”，王叔珉引《资治通鉴》胡注曰：“言国家多难而势绌，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盈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绌举赢’盖古语也。”二十六年，就在韩高门建成时，昭侯去世，其果如屈宜臼预言没能走出这座大门。其后其子宣惠王继位。按，此与《六国年表》均谓韩昭侯卒于其即位之二十六年，然依战国史家考据，韩昭侯乃卒于其即位之三十年（前年），还继续在位四年。故而宣惠王继位亦在前年，而韩宣惠王元年相当于秦惠文王六年，前年。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此后史公所载之韩国诸侯系年，又趋于准确。
宣惠王五年（前年），张仪任秦国相。八年，魏军打败韩将韩举。十一年，韩国君主改号称王。同年，宣惠王与赵武灵王在区鼠（赵邑名，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会晤。十四年，秦国进攻韩国，在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北）打败韩军。十六年，由于秦军在脩鱼（韩邑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打败韩军，俘获了韩国将领?和申差后，又在浊泽与韩继续交战，故而韩王很是着急上火。这时，韩相国公仲侈（按，《战国策》叙此作“公仲朋”，与《韩非子·十过》同。牛鸿恩曰：“《战国纵横家书》‘侈’字作‘倗’。韩侈、韩倗、公仲侈、公仲倗同是一人。”）出来建言韩王说：“那些盟国是靠不住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它一座大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王听闻颇为认同，于是马上下令让公仲行动，要他西去与秦国媾和。不料正当韩国着手准备西行之事时，这件事情却很快传到了楚怀王耳里。怀王听说后大为震恐，他当即招来陈轸，想和他商量应付之策。
面对韩国的突然“移祸”，足智多谋的陈轸很快就想出了一条绝妙计策。按照陈轸提供的思路，楚国要想不为秦、韩合兵攻伐，就必须破坏掉秦、韩之间的合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楚国只需先在全国范围内驱动兵力，让战车布满道路，并扬言要出兵救助韩国，然后再派遣信臣，多给他配备车辆，让他带上丰厚的礼物，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要援救他们足矣。如此一来，即使韩王仍不能听信楚国，也一定会感激大王的恩德，而不会列队前来攻楚，这样秦、楚自然不能和睦。即使日后他们还要来进攻，因其两国之间已有矛盾，楚国也不致遭受太大的危害。而若然韩国听信楚国，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恼怒，对韩国的怨恨必定加深。而韩国因南交楚国，也必定怠慢秦国；怠慢秦国，应酬秦国时必定不恭敬。这样，无论韩国相不相信楚国，秦、韩之间都会产生矛盾，楚国祸患就能借此消除。楚王听完陈轸此番谋划不禁暗自叫绝，只见他二话不说立马就答应下来，接着就按照陈轸建议在全国大肆营造起准备营救韩国的势头，同时派出使臣用厚礼通告韩王说楚国已倾尽国力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韩国能放开手脚大胆对秦开战，楚国将同韩国一起死战到底。
不得不说楚国为诓骗韩国把戏码做得确实像样，难怪韩王听闻后非常高兴，并当即取消了派公仲侈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不过公仲侈却看穿了楚国的把戏，为此他对韩王进行了劝阻。盖在公仲侈看来，凭借实力来攻打韩国的是秦国，用空话来救援韩国的却是楚国。如果此时韩国倚仗楚国的这些空话，就轻易地和强敌秦国绝交，大王必定要被天下大加耻笑。且楚、韩素非兄弟之国，又不是早有盟约，共同谋划过伐秦之事，楚国不过是在韩有了联秦攻楚迹象后才扬言发兵救韩，这一看就是陈轸的计谋。再说大王已经派人通报秦国了，如今不去，就是欺骗秦国，轻慢地欺骗强大的秦国而听信楚国谋臣，后悔的一定会是大王。陈轸的分析虽然明白透彻，然而头脑简单的韩王却不听劝告，还是毅然选择与秦国绝交。秦王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讨伐韩国。韩王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自己与秦国上演大战之时，此前还信誓旦旦、大张旗鼓承诺将全力援救韩国、与韩国共生死的楚国正喜滋滋地隔岸观火，可悲韩王本能移祸于楚，结果却因自己的愚蠢为自己捅得更大祸患，韩王此刻真是悔恨莫及也！
十九年，秦军又大破韩军于岸门（韩邑名，在今河南许昌北），韩王为此只能派太子仓到秦国当人质，以此来向秦国求和。二十一年，韩国与秦国联合攻楚，不仅打败了楚将屈匄，还在丹水之北（即今河南内乡、西峡一带）斩首了八万楚兵。同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继位，这就是韩襄王（也称“襄哀王”）。襄王四年（前年），韩与秦武王在临晋（古邑名，在今陕西大荔东，原来属韩，此时已属秦）会晤。同年秋天，秦国派甘茂攻打韩国的宜阳。五年，秦军占领宜阳，斩首韩军六万。同年，秦武王去世。六年，秦把武遂（古邑名，在今山西垣曲东南）归还给韩国。九年，秦又攻占了武遂。十年，韩太子婴朝见秦王后回到韩国。十一年，秦军进攻韩国，占领了穰县（今河南邓州）。同年，韩国与秦国联合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将唐眛。按，有关韩、秦联合攻楚事，杨宽《战国史表》谓此役为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三国联军进攻楚方城，杀死楚将唐眛（或作“唐蔑”），宛、叶以北的土地也为韩、魏所取得。则杨说与此处大为不同。
在叙述完襄王十一年事纪之后，太史公接着乃出以详笔一连载录了三大段文字，其中前后两段是讲述太子婴去世后，公子咎与公子虮虱相与争立太子，苏代为此以说客身份分别为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取外援支持的故事。太史公于此所记的这两段均本自《战国策》，只是在《战国策》当中并未有指明说客是谁，而太史公则皆以之属苏代，导致苏代一时为公子咎游说，一时为公子虮虱游说，造成前后矛盾明显。而据后世考证，无论此两段记载属之于何人之口，即无论是谁以说客身份游说他人以为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立太子，均为后人拟托作品，是后来辩士为练习游谈的附会之作，换句话说，这两段文字在剔除“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立”这一基本史情后并不具备历史真实性。
而中间一段则是以周赧王三年（前年），韩、魏听从张仪连横策略，造成秦、韩、魏与齐、楚对峙局面，楚发大军包围韩的雍氏，韩派冷向入秦求救，其后秦派使臣公孙眛入韩转述秦王谋划一事为背景，讲述秦国使臣公孙眛与韩公仲侈就秦国是否会出兵救韩所展开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公孙眛尽输秦之机密隐情与公仲侈，并鼓动公仲侈以韩自结余齐、楚，从而解除楚国围攻。我们看太史公于此横插的一段文字与前后苏代游说之辞不管是在内容还是时间上都不相连贯，因此后世有人认为此若非太史公自己弄错，就是尚处在罗列资料，尚未处理完毕状态。现在笔者基于尊重史实与保持文本流畅性原则，舍此三段详细内容不录，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将襄王十二年事纪简化整理为“由于太子婴去世，韩国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做起了太子，但最终由公子咎赢得了太子之位”。对原文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韩世家》具体文段，而想要了解更多相关本末史事的则可参考《战国策·韩策二》。
现在我们接史公时间线继续往下走，襄王十三年，齐王、魏王来到韩国。十四年（前年），韩襄王与齐湣王、魏襄王联合攻打秦国，三国联军进军至函谷关后驻扎了下来。按，此即指齐孟尝君田文率韩、魏伐秦，至函谷关之事。《六国年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有，《秦本纪》则无。十六年，秦将河外地区及武遂县归还给韩国。按，有关秦还韩地一事背景，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曰：“齐、魏、韩三国攻秦函谷关前后三年之久，此年得胜，攻入函谷，秦割地求和。”又，其《战国史表》曰：“又以齐合韩、魏而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韩河外及武遂，归还魏河外及封陵。”盖韩国于此年略有振起。同年，韩襄王去世，接着太子咎继位，这就是釐王。
釐王三年（前年），韩派公孙喜统领周、魏联军进攻秦国，不久，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公孙喜也在伊阙山（山口名，在今河南洛阳西南）被俘。五年，秦军攻占宛邑（韩邑名，即今河南南阳）。按，杨宽《战国史表》于此年书曰：“秦白起攻韩取宛。”六年，韩国将武遂一带二百里的领土割给秦国。按，与此同时，魏亦献给秦国河东地四百里。十年，秦军在夏山（《正义》曰：“未详。”或谓在今山西夏县附近）打败了韩军。十二年，韩与秦昭王在西周（此指西周君的国都王城，即今河南洛阳）会晤，而后帮着秦国攻打齐国。不久，齐国战败，齐湣王出逃。按，关于韩、秦此年会晤地点，杨宽《战国史表》书作“秦昭王和韩釐王在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相会。”另外，此年所书韩助秦攻齐一事，即指燕昭王二十八年，乐毅率五国军队大破齐军于济西事。十四年，韩釐王又与秦昭王在西周与东周之间（介于西周君的国都王城之东与东周君的国都巩县之西，约在当时的洛阳附近）会晤。
二十一年，韩派暴鸢救援魏国，可不久却为秦国打败，暴鸢只能逃奔开封（魏邑名，在今河南开封西南）。二十三年，因赵、魏联军进攻韩国的华阳，韩国遂向秦国告急，不想秦国却坐视不理，一直不肯出兵救援。韩国相（不知何人）无奈之下只能找来陈筮（也作“陈筌”，《战国策》作“田苓”）以拜托他出使秦国寻求援助。陈筮领命后不敢怠慢直接来到秦国拜见穰侯（即魏冉，为宣太后异父弟、秦昭王之舅）。穰侯见陈筮前来，自然心知肚明其无非又是来搬救兵，因此他有意使陈筮难堪地说道：“事情很急吧？所以派您来了。”本以为陈筮听闻此言会立马对着自己痛哭流涕地乞求出兵，没想到陈筮竟淡定回答：“还不急。”穰侯一听不禁恼羞成怒，只见他对着陈筮破口大骂道，好你个陈筮，之前你们的使臣一个接一个地前来向我们秦国告急，人多得都到了冠盖相望、络绎不绝的地步，现在你来了却反倒说不急，既然事情不急，你又为何替你主子前来出使？面对穰侯的厉声质问，陈筮面不改色，他从容地告诉穰侯，韩国如果真的危急，就会改换门庭追随他国了，正因为不危急，所以才会派他前来。这下轮到穰侯慌了，毕竟韩国要真转头与其他国家结盟，这将对秦国大大不利啊。想到这，穰侯再也坐不住，只见他对陈筮说道：“您不必去见秦王了，现在我就发兵去救援韩国。”穰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八天后，秦国的救兵果真就抵达了韩国，并以迅雷之势在华阳山下打败了赵、魏联军。同年，韩釐王去世，他的儿子桓惠王随后继位。
桓惠王元年（前年），韩国出兵讨伐燕国。九年，秦军攻陷了韩国的陉邑（在今山西曲沃东北），其后又在汾水边上另建新城。十年，秦军为夺得韩上党郡（约为今山西长治地区之南半部），先是派出军队夺取了上党郡南面的太行山路，隔断上党郡与韩国都城新郑之间的联系，继而又进攻上党。此时上党郡守冯亭孤立无援，又不愿降秦，最终率领上党军民投降了赵国。十三年，秦军攻陷赵国的上党，在长平（古邑名，在今山西高平西北，原属韩，后归赵）坑杀马服子赵括的士卒四十余万。十七年，秦军攻陷了韩国的阳城和负黍二县。二十二年，秦昭王去世。二十四年，秦军攻陷了韩国的城皋（通常作“成皋”，在今河南荥阳西北）与荥阳（即今河南荥阳东北之古荥镇）。二十六年，秦军全部占领韩国的上党郡。二十九年，秦军又攻陷了韩国十三座城池（王叔珉曰：“《年表》作‘十二城’，《通鉴》同；《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并作‘十三城’，与此合。”）。三十四年，桓惠王去世，他的儿子韩王安随后继位。
王安六年，秦军攻韩，韩国危急，韩王安只能派韩非（韩国公子，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使秦国，不想秦国却扣留了韩非，并借故将其杀害。按，有关韩非被杀一事，据《战国策·秦策》，韩非入秦乃是为了分化挑拨秦国的用事诸臣，因此被秦王所杀；而据《老子韩非列传》，则是由于李斯忌妒韩非之才，故谗之于秦王而杀之。二说不同，战国史家多以《史记》所云为非。九年（当秦王政十七年，前年），秦军俘虏了韩王安，把韩国的土地全部并入秦国，并设置为颍川郡（郡治阳翟，即今河南禹州）。至此，韩国正式宣告灭亡。按，韩氏自前年韩虔受周天子策命为诸侯，至前年韩王安亡国，共历十一世，共计一百七十三年。
我们回顾韩氏从兴起到灭亡的整个历程，其大致分为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韩宣子参与瓜分晋国卿大夫封地，扩大了自己势力；韩康子与赵氏、魏氏共灭知伯，又瓜分晋国领土，为韩氏建国奠定了基础；韩景侯时正式受封建立韩国；韩昭侯因任用申不害变法，使韩国一度达到“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的高光时刻；而后申不害去世，变法跟着烟消云散，此时韩国只能勉强维持自立；到韩宣惠王时，韩君虽然开始称王，但韩国国势益下，此阶段的韩国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没有取得过胜利；而到了韩桓惠王，信陵君曾说当时韩国情况是“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史公《韩世家》不载，是为一大疏漏），秦国对韩的侵伐愈加厉害，这时的韩国已是摇摇欲坠；最后到韩王安九年，秦俘虏了王安，韩国也最终灭亡。我们看韩国此间历史虽然也经历了起兴衰亡之规律过程，但相比其他国家确实简略平淡许多，既没有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主场情节，也没有离奇荒诞、复杂曲折的戏码上演。如果说其他六国历史是一条澎湃浩荡的大河，那么韩国顶多算是一条水浅流缓的小溪。
不过韩国历史虽“简无可观”，但它以夹中居危的弹丸小国而能支撑国祚一百八十年之久，确实不能不谓为奇迹。太史公在最后论赞中把这种奇迹归结为是当初韩厥掩护赵氏孤儿的“阴德”在起作用，这当然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看法，而史公的这种看法也遭到了不少后人的驳斥，如明代郝敬所说：“苟存一大夫孤而食报千里之国二百年，天眷赵盾不多于尧、舜乎？”。唯有钱锺书说这是太史公在自述胸臆，“勿信天道而又主张阴德，说理固难自圆；而触事感怀，乍彼乍此，浑置矛盾于不顾，又人之常情恒态耳。”盖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太史公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历史观引导后世之人取鉴历史，史公所谓“阴德”说，不过是想通过韩厥存孤的这个“点”，告诉人们要能够超越眼前利益，注重道德操守，注重积德行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生活总会给予你长足福报。
最后笔者想借收尾之机，粗略谈谈本人写作《一起读史记》系列文章之特点及意图。盖此系列文章是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全本《史记》为底本，同时结合《战国策》《左传》《吕氏春秋》等史籍及个人在古文史哲方面长期积累的一些经验进行的写作，是在充分遵照《史记》原文的基础上，以对《史记》原文作出准确且带有个人写作风格的翻译讲述为主体，以对《史记》原文疏漏错误部分作随文勘误及对原文部分内容作适当旁征博引及补充个人见解为特点的，旨在为想要学习《史记》的读者朋友提供参考价值的便捷读本。不过囿于笔者有限的历史素养与水平，难免在文章中出现疏漏甚至有失偏颇的地方，还请各位读者朋友海涵谅解。《一起读史记》所有文章仅为大家提供参考，并不代表任何学术权威。
此外，笔者还想说明一点，由于历史真相是随着不断出土面世的文献文物及考古勘查手段的升级随时得到更正补充的，我们现如今所掌握了解到的每一段历史其实并非言之凿凿。同时，又因为我们了解历史的途径大都是通过古今存留的文献资料，而这些资料在经过人手编纂、处理、加工的过程中必定无可避免地受到其时作者情感、思想、目的、立场等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传承过程中还会遭遇各种缘由的非公正改动，我们常说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即缘于此。因此我们学习历史、通读历史的最好态度应是保持七分相信三分留白，七分尊重三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