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一书记载了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纵横家在劝说君主或相互辩论时的斗争策略或辩论言辞，使纵横家的形象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记载纵横家说辞以及刻画纵横家形象的时候，《战国策》的作者们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使得《战国策》一书有着很高的文学性。
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继承了这种说法：“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后《隋书·经籍志》等都采取了纵横家出自行人之官的说法。
所谓“行人之官”，是由专门司管国内以及国与国之间往来的官职逐渐演变而来的。夏代时期，古代原始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各种社会集团，诸如部落、群落之类。为了维系社会发展的种种需求，这些社会集团之间一定存在着必不可少的交际往来。这样，每个部落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负责处理部落之间来往联络等事宜之人，这可以说是“行人之官”的雏形。
到了商代之后，这种专门负责国与国之间交际往来的职官开始大量的出现，他们的事迹也被记载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这些人在商代被称为“使人”，甲骨文中记载“使人”从事交际活动的文字十分丰富。从《甲骨文合集》等书所收录的甲骨文中可以了解到，商代“使人”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周朝初期，周天子的王权至高无上，天子同时处于宗法制的顶端，周朝运用宗法及礼法将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使得诸侯国大量的产生。周王设立了“行人”这一官职作为肩负周天子以及诸侯使命的专职外交官员。《周礼》对其职责有着详细的记述。《周礼》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行人”这一官职隶属于“秋官”。《周礼·秋官》将“行人”分为“大行人”和“小行人”。“大行人”的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小行人”的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但到了周朝末期，周天子的权威逐步衰落，失去了大部分的王权，这时君主祭祀的影响力也大大衰弱，周天子只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再无控制天下的能力了，以礼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而此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使得新的阶级力量也在不断兴起。新兴的士大夫阶级的崛起又对诸侯王的地位形成极大的威胁，这样的矛盾让这个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的动荡不安当中。此时，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各个诸侯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自己的“行人之官”。“行人”在各个诸侯国之间从事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的事迹在《左传》和《国语》中都有所记载。
如：春秋后期郑国的子产，在郑简公杀子孔后被立为卿，公元前年到年执掌郑国国政。在子产执政的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郑国无论是在内政或外交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使得在夹缝中求生的郑国获得了其他诸侯国的尊重。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内政上,他坚持改革,“铸刑书，将以靖民”，否定了刑法的神秘性；并提出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张。在外交中，子产以自己敏捷的思维及能言善辩的口才维护了郑国的尊严，使郑国获得尊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执政，晋国向诸侯国征缴的贡品很重，郑国人深为这件事所苦。子产的一封信为诸侯国解决了这一难题。
子产在信中说：“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子产的话句句在理，先以气势强烈的排比句式一一道出贡品过重的隐患，再生动形象地为其分析德行美名所能带来的长久的益处，晓之以利害。最终达到了减轻贡赋的效果。除子产外，叔向、晏婴以及孔子的弟子子贡等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从这些活跃的外交家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行人之官”都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军事动态了如指掌，对各国的外交礼仪也十分熟悉，他们以自身杰出的政治才干和雄辩的口才使自己的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终达到了减轻贡赋的效果。除子产外，叔向、晏婴以及孔子的弟子子贡等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从这些活跃的外交家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行人之官”都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军事动态了如指掌，对各国的外交礼仪也十分熟悉，他们以自身杰出的政治才干和雄辩的口才使自己的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齐威王和魏惠王会徐州相王以及五国相王之后，周天子彻底失去了对各个诸侯国的控制权，这些诸侯国已经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国家，无论是从诸侯王的称号上看或是从诸侯国的实力上看，周与众诸侯国已经毫无差别。
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内的新兴力量开始掌握政权，推行新的政策，提高自身政治以及军事实力，摩拳擦掌以图一统天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和惨烈了，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这一时期，以土地兼并为核心的战争不断爆发，并愈演愈烈。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使战争武器越来越先进，规模越来越庞大。
战国时代的诸侯战争与春秋时代相比，呈现出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残酷的特点。正如刘向《战国策叙录》里所说：“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