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训练与私相授受
一
大概因为只有小学学历，久在大学教书的金克木早就被传为无师而通、自学成才的典范，是否可以就此说老先生没有师从呢？起码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在一本书的后记中，金木婴写到过父亲对此事的态度，“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才，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未知的宇宙——写在〈金克木人生漫笔〉后面》）。那么，金克木曾经遇到过哪些老师，又给了他怎样的指点呢？
金克木的启蒙老师是大嫂和三哥，教他读书识字，三哥还教了简单的英文。这段学习经历富有当年新旧交替的特征，另文再议。金克木八周岁的时候，三哥至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教书，他也跟着去上小学。校长听三哥简单介绍了他的情况，便说：“论国文程度可以上四年级，算数只能上一年级。好吧，上二年级。晚上补习一年级算数，一两星期跟上班。”（《小学校长》，见《金克木集》，下同）当晚，哥哥便用石板笔教金克木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及等号。
金克木
金克木上小学是一九二○年，那时的县城甚至乡村跟大城市相比，人才差别还不像后来那么巨大，小地方也有诸多有志之士。上面说到的校长，就是其中一位。校长姓陈，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去日本考察。他对于日本能成为东亚强国非常佩服，去日本领会到的主要一条是“日本之强，强在小学”。回国后，他在几个大城市走了一趟，没有去钻营差使，回乡来当小学校长。他确立的校训是“勤俭”。开学第一天对全体师生讲话，陈校长特意解释了校训：“勤就是不懒惰，应该做的事情马上就做；俭就是不浪费，不毁坏有用的东西。要从小养成习惯，长大再学就来不及了。中国大人有贪图省事和糟蹋东西的坏习惯，所以受外国人欺负，被外国人看不起。一定要从小学生改起，革除坏习惯。”（《小学校长》）
当时“修身”课改为“公民”课，各年级都有，都是校长亲自教。有次讲课，陈校长提到“国耻”，再次强调了办小学的重要。“什么是国耻？就是日本逼我们承认二十一条，要我们亡国。为什么日本敢逼迫我们，侮辱我们？因为日本比中国强。日本地比中国小，人比中国少，为什么能比中国强？因为日本的小学生比中国的小学生强。我在日本看见到处都是小学。小孩子个个上学，不上学就罚家长。小学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政府管。谁伤损了小学老师和学生就是犯法，要抓进监狱关起来。那时中国还没有小学。日本办小学不到二十年，小学生长大了，成了好公民。政府用他们打中国。中国就打不过了。这时才办小学，已经迟了。还不快办，多办，好好办，让所有的小孩子都识字，照这样拖下去，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好公民，还得挨日本打，还会亡国。”（《小学校长》）
一个对自己所做之事如此清醒的人，当然明白教师对学校的重要性。“一个学校，房子再大，再好，桌椅再新，再全，若没有合格的教员，就不能算学校。……日本的小学教员都是全才。在日本教小学同教大学一样地位高。我聘请的教员也必须是全才，还要有专长，要比上日本。小学比不上日本，中国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可以去外国留学，上小学不能留学，必须自己办好。小学生比不上日本，别的就不用比了，都是空的。教好学生只有靠教员。没有好教员，我这个校长也是空的。”（金克木《旧巢痕》）现在，距离陈校长说上面这些话，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时移世易，“说话的人早已化为尘土了”。
强将无弱兵，这所学校的教师，也果然有令人心仪的开明态度。“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艺儿……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里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都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作，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在一个到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尔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
教国文的老师，更显现出新旧之间的卓立之姿。“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这些油印课文是国文老师自己选的，“古今文白全有……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学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选出的课文，有《史记》的“鸿门宴”，《老残游记》大明湖一段，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老师都一一点出其中关键。即如《洪水与猛兽》开头，“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改掉了两千年来对孟子的尊称。老师讲，看起来一个称呼的改变，却“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国文教员》，见《金克木集》）
二
一九二五年小学毕业之后，金克木没有继续在新式学校读书，而是从私塾陈夫子受了两年传统训练。乍看到这说法的时候，我想当然地以为，所谓传统训练，就是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背诵加讲解，一路这么读下来。经过如上训练的人，人们通常会说有旧学根底。新式学校普及以后，这种受过传统训练的情形，几乎被传为学有所本的特征，是学贯中西那个“中”的实际所指。
其实未必。照金克木的说法，传统训练不过是生存之道，所谓的旧学根底，差不多只能算副产品。“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作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这一行怎么代代传授的？这也像其他手工业艺人一样，是口口相传成为习惯的。例如‘学幕’，学当幕僚，没有课本口诀，但形成了传统，如‘绍兴师爷’。从孔子的《论语》以及孟、荀、老、庄、墨、韩非的著作和《战国策》《文苑》《儒林》以至于《儒林外史》都有记录和传授，但看不出系统。这是非得在那种环境里亲身经历不能知道，知道了又是说不清楚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塾师》，见《金克木集》）
把传统训练理想化的人，大概不愿意相信金克木的说法。不过金家四辈靠书吃饭，当然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金克木受的传统训练，也正是这样的生存之具。当然，开始只是读古典。当时，金克木已经念过《诗经》《论语》和《孟子》，陈夫子问过之后，“决定教我《书经》。每天上一段或一篇，只教读，不讲解，书中有注自己看。放学以前，要捧书到老师座位前，放下书本，背对老师，背出来。背不出，轻则受批评，重则打手心，还得继续念，背。我早已受过背书训练，不论文言白话，也不吟唱，都当作讲话一样复述。什么‘曰若稽古帝尧’，无非是咒语之类，不管意思，更好背。《书经》背完了，没挨过打骂。于是他教《礼记》。这里有些篇比《书经》更‘佶屈聱牙’。我居然也当作咒语背下来了。剩下《春秋左传》，他估计难不倒我，便叫我自己看一部《左绣》。这是专讲文章的。还有《易经》，他不教了，我自己翻阅。以上所说读经书打基础，尽人皆知，还不是本行的艺业训练”。（《塾师》）
本行的艺业训练从作文开始。“他忽然出了一个题目：《孙膑减灶破魏论》，要我也作。这在我毫不费事，因为我早就看过《东周列国志》。一篇文惊动了老师。念洋学堂的会写文言，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奖励之余教我念《东莱博议》，要我自己看《古文笔法百篇》，学‘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等等，也让我看报，偶尔还评论几句。这是那几个高级学生还未得到的待遇。他们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靠文字吃饭。这是入本行的第一步训练。不必干或不能干这一行的就要分路了。随后老师对我越发器重，教我作律诗，作对联，把他编选手写稿本《九家七言近体录》和《联语选》给我抄读，还讲过几首《七家诗》（试帖诗）。这好比教武术的传口诀了。”（《塾师》）手稿本的内容，金克木在另外的文中提到过，“一本是《九家七言近体录》，选七言律诗，从杜甫、李商隐到吴伟业、黄景仁。另一本是对联，大体分类排次序，从祝寿、哀挽到殿堂、寺庙，附有一些带诙谐性的非正规的作品，如骂袁世凯的对联之类。……老师告诉我，联语盛于清朝，有两大家，前是纪晓岚（昀），后是俞曲园（樾），都是大学者”。（《联话》，见《金克木集》）
当然，行业训练也需要与时俱进。尽管陈夫子进过学，“即考中秀才或秀才预备班”，却并不冬烘，还订了一份上海《新闻报》，偶尔对从学者分析报上的文章。“虽然文章已用白话，他讲起来还像是有‘起承转合’等笔法，好像林琴南（纾）看出英国狄更斯的小说有《史记》笔法那样。表面上这脱离了传统，实际上正是传统的延伸。他虽在偏僻小县，只能看到几天以前的日报，也已感觉到报馆是靠文字吃饭的一条新出路了。书生化为报人是顺理成章的。报人不必是书生，他那时未必明白。”（《塾师》）
这样两年训练下来，尽管不像新式学堂那样系统规范，金克木却另有所悟。“老师……往往用一两句话点醒读书尤其是作诗作文的实用妙诀，还以报纸为例。当时我不明白，后来还看不起这种指点。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我这靠文字吃饭的一生，在艺业上，顺利时是合上了诀窍，坎坷时是违反了要诀。这就是从前社会中书生的行业秘密吧？”（《塾师》）
现今把写作看得无比金贵的人，恐怕不太会喜欢这实用性的说法，但实用性几乎是所有技艺的根基，作诗作文并不能够例外。甚至，如果没有一定的天赋或可能性，老师未必肯把与实用有关的关键话说给你听，只会教一些虚应故事的花架子。十八九岁的时候，金克木曾跟一位师父学过拳脚，“他教我一套又一套花样，不教我练功；让我学一个又一个门派，不说他自己的门派。他认定我是来游戏，不是真学拳的人。我终于明白了。他没有收我做门徒，我也不是大弟子，大师兄。这样学下去也只是花拳绣腿打给外行看。我不属于他这一行，不是学拳的料。这也不是学拳的门路。我的拳打出去只怕连窗户纸也打不破”。由此，金克木明白了，“真要学什么，必须找到门道，入行。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还在墙外，白费劲”。（《学拳》，见《金克木集》）
三
受过两年传统训练之后，金克木教过一阵小学，随后插入凤阳男子第五中学读了一段时间书，还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其时革命形势风起云涌，金克木替人送过油印传单，在宿舍里听同学们高唱《国际歌》，同事还曾对他背讲《共产主义ABC》。替人传送情报时，因卖弄黑话，金克木被“毕校长”教训：“黑话人人会学，单会这个只能唬外人。无论什么帮会都有自己的特殊东西不教外人的，不是光靠讲话。……记住了？干大事不是耍嘴皮子。”（《风雪友情》，见《金克木集》）一九三○年，或许是因为同事的鼓励，或许是为生活所迫，或许以上两个原因都有，金克木离家去了北平。这一去，除了两次短暂离开，金克木在故都住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因为没钱，无法照理想的方式补习然后考国立大学，只好到各类图书馆去看书学习，随后又到各大学去旁听。虽然这些年中赶上过章太炎、鲁迅、胡适的演讲，听过钱玄同、黎锦熙、熊佛西的课，可金克木并没有跟他们建立师从关系，差不多只能算远远望见过而已。真正有效的教学关系，仍然是私下进行的。
《金克木集》
有一天，金克木经过一家人家，见大门边贴着一张红纸条，上写“私人教授英文”，便交了钱去学。先是跟老师一起读了几天英文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没领略到歌德的妙处，金克木决定放弃。老师推荐了《阿狄生文报捃华》，说这书英国学生都要熟读，“富兰克林学英文就是念的阿狄生”。没想到一下子读了进去，“果然这本书和他所知道的和想象的都不一样。越读越觉得像中国古文。他那时还不知道这也是英国古文。那种英文句句都得揣摩，看来容易，却越琢磨越难。明明是虚构的人物却活灵活现。又是当时的报纸文章，牵连时事和社会、风俗、人情、思想。又不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一种中文里罕见的说法。他以为这大概是英国的韩愈、欧阳修吧”。于是金克木“认为这个矿非开不可，越不懂越要钻。一看就懂的也得查究出不懂之处来发问”。（《家庭大学》，见《金克木集》）
学生的出色引发了老师的兴趣，仿佛啐叫醒了啄，“教学渐渐变成了讨论。讨论又发展为谈论。从文体风格、社会风俗到思想感情，从英国到中国，从十八世纪到现代，越谈越起劲，最后竟由教学发展到了聊天，每次都超过了一小时。甚至他要走，老师还留他再谈一会儿。后来两人都成为阿狄生在《旁观者》报上创造的那位爵士的朋友，而且同样着迷于谈论。两人都自觉好像在和十八世纪初年英国的绅士一起谈话。那位绅士，或则阿狄生，还有另一位编者斯蒂尔，也在旁边用写的文章参加。教学英文不是念语言文字而是跑到英文里去化为英国风的中国人了”。（《家庭大学》）
这样发疯般学了一个月，为了省钱，也因为老师“不知不觉把自己在大学四年中所学的英文要点和心得给了这个学生，或则说被学生掏了腰包而自己还不知道”，金克木便告辞，说下月不再继续。“老师有点怅然。他说，以后不交学费，有问题也可以来问。一个月来已经成为朋友了，希望不要忘记他。他是大学英文系毕业以后教书，得了一场病，病好了家居休养，招几个学生在家教，却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据他说，不仅安慰了病后的寂寞，而且精神振奋，感觉到大学四年学的英国文学只是应付考试的表面文章和零星知识，学的都是死的，不是活的，以后要从头学起。”学生学得好，居然振奋了老师的精神，让老师检验出自己所学的不足，真是难得的好运气。这样的好运气其实是一种品质，“不是他教出来的，可以说是学生学出来的，真正说来两者都不是，而是共同发生兴趣结伴探险得来的”。（《家庭大学》）
过了不久，金克木在世界日报中看见一则小广告：“私人教授世界语。每月学费一元。宣武门外上斜街十五号。”因为有函授学习世界语的经验，金克木便照地址寻了过去，由此认识了“世界语老同志张佩苍，又由他的热心介绍而认识当时在北平的另三位世界语者。在家养病的蔡方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陆式蘅，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金克木没有托陆式蘅和于道泉借过书，“不愿利用别人的职务，使人为难”（《奇人不奇——记于道泉教授》，《金克木集》失收），还是张佩苍另介绍了几处图书馆，他分别去了解了一下。蔡方选则同意金克木去看他那一小架世界语书，“从此他又用那笨方法，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排队读下去。《安徒生童话全集》《哈姆莱特》《马克白斯》《神曲地狱篇》《塔杜施先生》《人类的悲剧》《法老王》《室内周游记》等等都是看的世界语本子”。（《家庭大学》）
后来，生于广东的世界语者杨景梅到北平养病，金克木常常跟他见面，便“又有了可以算做老师的关心他的学习的人”，并由此认识朝鲜世界语者安偶生（Elpin）。“三人见面后决定放弃中国普通话、广东话、朝鲜话，只讲世界语。（世界语创立者）柴门霍甫的希望在这里实现了，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交往多了，金克木慢慢明白，“世界语原来是有个理想的。有共同理想的同志和单是讲一种理想语言的同志是不同的。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的又不一样。……这是什么，谁也没说出来。究竟是不是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并未讨论过，好像是‘心照不宣’，不需要商标、招牌的”。（《岁寒三友》，见《金克木集》）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杨景梅离开北平，临行前，提出对金克木的希望。“‘Estuverkisto！’世界语者杨景梅送我到他住的公寓房间门外时这样说，这句用世界语说的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作家吧。……我这时进学校没钱，没文凭，找职业没学历，做工当兵没体力，只有手中一支笔，不当文丐又干什么。所以杨君才那样说。”（《文丐生涯》，见《金克木集》）同时，杨景梅还对金克木未来的学习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你要确定学一样什么。总要有专门；不能总是什么都学，没有专攻。至于做什么，我看你做什么都好，学什么都可以学好，只是要学一样。现在若一定要我讲意见，我看你可以先当著作家，这是不用资格只凭本领的。当一个著作家吧。在中国也许不能够吃饭，但也算是一门不成职业的职业，自由职业。我比你大几岁，阅历多些，希望你考虑我的话”（《岁寒三友》）。金克木以后的思考和写作历程，究竟算不算得上学有专攻，恐怕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
转益多师与登堂入室
一
一九三五年，因听邵可侣法语课，金克木结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沙鸥。经沙鸥介绍，金克木得以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在沙鸥监督下学习新技能。后来他回忆说，“和我一同听法文课的沙鸥女士本是学图书馆学的，由严主任（按：文郁）请去当阅览股股长。她出主意，请法国人邵可侣教授向严主任推荐我，她再加工，让我当上她的股员。于是我得到机会‘博览群书’。她讲话是‘中英合璧’，还会说日文，又学法文。她还逼我学英文打字，用她的打字机，照打字课本学。中午休息时把我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出去吃饭，半小时后回来考察我的作业，放我走”。（《北大图书馆长谱》）
金克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这段经历，几乎是一个传奇了。他与图书馆相关的事，也需要另外的文章来写。这里只说他在这期间认识邓广铭（恭三）的过程，金克木称其为自己学术上的“指路人”。“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我感到奇怪。我只有发表不多的新诗和翻译署这个名字，乱七八糟的文多半用不同笔名，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无名报刊上的。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怎么会知道，而且告诉他我在这里？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他。他也不会想到有这种问题。从此以后，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陈亮传》。……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的。”（《送指路人》）
邓广铭
与邓广铭交往过程中，金克木细读了傅斯年的文章，开发了思路。邓广铭带去的是傅斯年的文学史讲义，油印本，“开头讲《诗经》的‘四始’，说法很新，但我觉得有点靠不住。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虽然仍有霸气，但并非空谈，是确有见地，值得思索。现在隔了大半个世纪，内容几乎完全忘了，但还记得读他比较唐宋诗那一段时的兴奋。真想不到能这样直截了当要言不烦说明那么范围广大的问题，能从诗看出作诗人的心情、思想、人品，再推到社会地位、风气变迁，然后显出时代特征，作概括论断。尽管过于简单化，不免武断，霸气袭人，但确是抓住了要害，启发思索。……于是觉得，学术研究不能要求到我为止，认为我所说的就是最后定论。切实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出新，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盘推翻旧的。研究学术问题好像是没有终点。看来是终点的实在是新的起点”（《送指路人》）。
邓广铭毕业留校之后，金克木还由他而认识了邓的同学傅乐焕和张政烺，金克木还向傅乐焕请教现代地图的画法。一晚上相谈甚欢，金克木觉得自己见到了“三个不通人情世故，不懂追名逐利的青年”，算得上学而有友吧：“我发现他们虽然同班上课四年，所学却大不相同，都不是照着老师教的图形描画而是自辟道路。张熟悉古董古书。傅通晓中外史地。邓专心于中国中古史。可是彼此互相通气，并不隔绝。古典、外文，随口出来，全是原文，不需要解释，仿佛都是常识。他们对我毫不见外。明摆着我不懂德文和数学，也无人在意，好像认为会是当然，不会也没什么了不起。……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青年学者的风度不是随时、随地、随人都能见到的。”（《送指路人》）
邓广铭不光跟金克木交谈，还约他为毛子水主编、自己每月主持一次的《益世报》“读书周刊”栏目写文章。金克木说他现在只读外国书，邓说：“谈洋书也行。不过报纸是天主教办的，别沾宗教，莫论政治，小小冒犯政府不要紧。”后来，“周作人讲演，邓恭三笔记”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提出“言志”和“载道”，出版后引起古典小品的大量上市。金克木对邓广铭说，在他看来，“‘言志’仍是‘载道’，不过是以此道对彼道而已，实际是兄弟之争”。邓广铭鼓励他写成文章，这就是金克木“发表大文章的‘开笔’”,《为载道辩》“将近万言，没署笔名，交给他。话虽说得婉转，对周仍是有点不敬，以为不会发表。可是全文登出来了，一字未改，占了整整一期。我没问他，毛子水主编和周作人对此文有什么意见。后来见面时他笑着说：‘朱自清以为那篇文是毛子水写的。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编辑费请客，四个编辑也参加。朱来了，对毛说，他猜出了那个笔名。五行金生水，所以金就是水。当然毛作了解释，说那不是笔名，是一个年轻人。’”（《送指路人》）
傅斯年
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金克木当然不止认识上面这些人，对自己有所助益的，还有王克非、沈仲章、崔明奇、曹未风、戴望舒、徐迟等朋友，有毛子水、吴宓、罗常培等师辈。中间因为喜欢上天文学，又跟写观星文章的沙玄（赵宋庆）笔墨相识，还见到过天文学家陈遵妫、张钰哲，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天文学会。抗战期间，金克木流落各地，跟萨空了、曾运乾、杨树达、傅斯年、李济、向达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受益之处也所在多有。其中，傅斯年指出的追查欧洲文化根源的方法，曾运乾示范的传统治学方式，杨树达愤于国难而治公羊学，都对金克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学习过程持续到一九四一年，金克木赴印度工作，自此开始了另外一段奇特的学习之路。
二
金克木去印度，是在北平认识的世界语朋友周达夫介绍的，到加尔各答任《印度日报》（中文）编辑。至印后，金克木和周达夫租屋同住。周达夫其时正在校勘梵典，一心拉金克木作伴。但金克木脑中“没有离开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追查欧洲人文化的老根的路，还不想另起炉灶攻梵典”。更何况，当时的梵典还多半在贝叶形式的抄本之中，金克木自觉“没有胆量去做这种沙漠考古式的万里长征”（《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因此对周达夫的劝诱不以为意。
周达夫没有放弃，不断从大学借书来给金克木看，还请一位印度朋友教他北方通行语即印度斯坦语或印地语。金克木也想了解一下环境，就接受了周达夫的安排。“不料知道的越多，问题越多”，书上讲的印度跟现实见到的并不相同，“于是我又犯了老毛病，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到附近的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去借用英文讲解的梵文读本，一两天抄读一课，再听周君天天谈他来印度几年的见闻，觉得‘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学习梵文不久，金克木就从报社辞职，至鹿野苑过半出家人的清静生活，“攻梵典并匆忙迅速翻阅那里的汉译佛藏，因为我觉得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古人怎么跟印度古人凭语言文字交流思想的遗迹。结果是大吃一惊。双方确是隔着雪山，但有无数羊肠小道通连，有的走通了，有的还隔绝，真是一座五花八门好像没有条理的迷宫”（《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
这座迷宫可能将人引入动人的深处，却也可能把人丢进无望的歧途，对金克木来说，没有在迷宫里困住，是“幸而遇上了来归隐的憍赏弥老人（DharmanandaKosambi）指引梵文和佛学的途径”。金克木见憍赏弥是一九四三年，老人跟他说：“在这战争年月里，一个中国青年人到这冷僻的地方来学我们的古文，研究佛教，我应当帮助你。四十三年以前我也是年轻人，来到迦尸（波罗奈）学梵文经典，以后才到锡兰（斯里兰卡）寻找佛教，学巴利语经典。……都是找我学巴利语、学佛教的，从没有人找我学梵文。能教梵文的老学者不知有多少，到处都有。我四十三年前对老师负的债至今未能偿还。你来得正好，给我还债（报恩）机会了。学巴利语必须有梵语基础，学佛教要懂得印度文化。你想学什么？明天晚上七点钟来。”（《父与子》）
憍赏弥老人，照金克木的说法，旧式称呼法名应当是法喜老居士。他一八七六年出生在果阿的一个乡村，是正统婆罗门。二十世纪初，憍赏弥先到波罗奈，后去尼泊尔找佛教没有找到，转而南下斯里兰卡，得到妙吉（苏曼伽罗）大法师（-）晚年亲自传授巴利语经典，熟读全藏，并曾短暂出家为僧。后来回孟买，恰巧哈佛大学的伍兹教授为译解《瑜伽经》到印度来，同时为兰曼教授校勘《清净道论》寻找合作者。听说憍赏弥之后，马上去拜访，交谈后向学校推荐。憍赏弥由此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与兰曼教授合作。后来，由苏联的史彻巴茨基教授（院士）推荐，他又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只是受不了那里的严寒气候，过了一段时间便回国了。在苏联期间，他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产生了信心，但并没有改变佛教信仰。回印度后，除继续研究外，还用马拉提语创作剧本。
憍赏弥跟甘地是好朋友，随甘地住过一段时期，“交流了不少思想。但甘地的住处是政治活动中心，他在那里无法长期住下去。甘地入狱，他便离开。有人为他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盖了一间小屋，布施给他。他才算有个退休落脚地点。儿女都早已独立了。他成为孤身一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以比丘始，以比丘终。’所谓‘比丘’，原意只是‘乞者’”（《父与子》）。此外，他还研究和翻译过许多耆那教著作。后来，大概是因为耆那教的影响，并可能有病在身，憍赏弥决定通过自愿禁食（sallekhana）放弃自己的生命。甘地建议他到瓦尔达接受自然疗法，并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听从甘地的建议，搬到印度西部靠近瓦尔达的塞瓦格拉姆去住，每天饮用一勺苦瓜汁。一九四七年六月，金克木已经回国近一年，憍赏弥在禁食修行中辞世。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即便有“还债”的愿望，也不会轻易选择受业人。照金克木的说法，“由‘圯桥三进’谓‘孺子可教’”（《自撰火化铭》）。推究起来，大概憍赏弥比圯上老人还要苛刻一点。圯上老人给张良的是一个时间约数，而憍赏弥老人给金克木的是准确的钟点和一架走不准的闹钟，因此前两次都错过了。“第三次去时，先在门口张望一下那正对着门口的闹钟，才知道我们的钟表快慢不一样，他的钟还差两分。我站在门外等着，看见闹钟的长针转到十二点上，才进门。他仍然睁眼望一望钟，这回没有赶我走了。”（《父与子》）当然，或许并非憍赏弥苛刻，而是圯上老人当时没有钟表，考察的是一个人观天知时的能力；而憍赏弥的时代已有钟表，考察的是一个人对不同钟表标示的时间相对性的敏感？
开始授课，其实金克木只是旁听，“英国优婆夷（女居士）伐日罗（金刚，这是她自取的法名）要我讲《清净道论》的‘四无量’。法光比丘也来。你也来听吧。你学过一点梵文了，听得懂的。学佛教从‘四无量’开始也好。‘慈、悲、喜、舍’，知道吗？”当天晚上，听讲的三个人到齐，恍然如入幻境：“女居士来了，一手拿书，一手举着一盏带白瓷罩的大煤油灯。锡兰（斯里兰卡）的法师一同来到，手里拿着一本僧伽罗字母印的书。女居士的书是罗马字本。我的书是印度天城体字母本。一部书有四种字母（包括缅甸字母就有五种）的印本，但暹罗（泰国）字母本放在书架上，老居士晚间不看书，因为眼睛不好，他也用不着看书。”（《维也纳钢琴学生》）
接下来的讲课，更是叹未曾有：“和尚宣读一段巴利语原文，老居士随口念成梵文，这显然是为我的方便，也就是教我。然后用英语略作解说，这是为了英国女居士。接着就上天下地发挥他的意见。他说眼睛老花，煤油灯下不能看书，全凭记忆背诵经典。有的句子他认为容易，就不重复说什么；有时一句偈语就能引出一篇议论，许多奥义，夹着譬喻，层出不穷。这也正是《清净道论》的特点。我才知道，原来印度古书体例就是这种口语讲说方式的记录。”（《父与子》）讲授过程中，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言笑，“我没有想到‘四无量’真是‘无量’。老师的讲解涉及全书，也就是巴利语佛教经典和信仰的许多方面，随口引用经文，确是‘如数家珍’。他也可能是为了我，也可能是由于习惯，把巴利语词句常用梵语也说一下；这对还不熟悉巴利语的我大有好处。我从未想过‘讲经说法’能这样生动活泼吸引人，简直是谈今论古”（《维也纳钢琴学生》）。
三
随着讲解的进行，金克木的梵文学习渐入佳境，对憍赏弥老人的知识结构有了更全面的领会：“这位老人只用他所精通的一种印度古语和他自己家乡的一种印度现代语写文、著书，可是头脑中却阅历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文化，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印度古代文化。他的书架上是全部暹罗字母的巴利语佛教三藏，还有印度古典，其中插着他在苏联时读的俄文《战争与和平》。他坚持印度古代文化中和平思想的传统，是公开地激烈地批评印度教最流行的圣典《薄伽梵歌》为鼓吹战争的书的唯一人物。”（《回忆印度鹿野苑和憍赏弥老人》，《金克木集》未收）
或许是因为认识的深入，金克木不再只是晚上随人旁听，而是得以登堂入室。“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像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他一九○○年到波罗奈城，住在吃住不要花费的招待香客和旧式婆罗门学生的地方，向旧式老学者学习经典，主要是背诵，并不讲解，更不讨论。他说现在要把学的还出来，传给中国人；而且照已经断了的古代传统方式。”（《父与子》）
教、学相得益彰，双方的兴致显然都被提了起来，不经意间抵达的某些深入之处，涉及了国际学术的前沿问题。“先是东一拳西一脚乱读，随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引起他的兴趣。他便要我随他由浅追深，由点扩面，查索上下文，破译符号，排列符号网络，层层剥取意义。本来他只肯每天对我背诵几节诗，用咏唱调，然后口头上改成散文念，仿佛说话，接着便是谈论。我发现这就是许多佛典的文体，也是印度古书的常用体。改读他提议的经书，他的劲头大了，戴上老花镜，和我一同盘腿坐在大木床上，提出问题，追查究竟。他还要我去找一位老学究讲书，暗中比较传统与新创。……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七十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此文虽曰访谈，实金克木自作）
金克木跟老人钻研的经典，除了《清净道论》，还提到过《罗怙世系》和《波你尼经》。读迦梨陀娑的《罗怙世系》，没有写具体的过程，只留下在鹿苑斗室油灯下从鬓发皆白老人读书的形象。《波你尼经》就不同了，那真是奇特的授受之旅：“这经在印度已经被支解成一些咒语式的难懂句子，本文只有少数学究照传统背诵讲解了。老居士早有宏愿要像他早年钻研佛经那样钻出这部文法经的奥秘，可惜没有‘外缘’助力。碰上我这个外国人，难得肯跟他去进入这可能是死胡同的古书。在周围人都不以为然的气氛下，我随他钻进了这个语言符号组合的网络世界。那种观察细微又表达精确的对口头文言共同语的分析综合，连半个音也不肯浪费的代数式的经句，真正使我陪着他一阵阵惊喜。……我陪他乘单马车进城送他走的时候，在车上还彼此引用经句改意义开玩笑一同呵呵大笑，引起赶车人的频频回顾。”（《学“六壬”》）
跟随一位饱经世事且古今贯通的老人受教，收获绝不只是书本上的，更能领略异域文化诸多微妙而具体的细节。比如，“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梵佛探〉自序》），这或许就是金克木后来写《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兼论“婆罗门”“沙门”及世俗文化》的支点。比如，为什么印度典籍中的“上”是指“下文”，不是指“上文”，“憍赏弥居士告诉过我：印度古人读的是贝叶经文。一张张长条贝叶叠起来横放在面前。读完一张便翻下去，下面一张露了出来，也就是升上来了。因此说‘上’是指这张贝叶翻下去以后升上来的下文。在他们看来，一叠贝叶的‘下文’是在‘上文’的‘上面’”（《是“上”？是“下”？》）。这样的细节看似无关紧要，却牵扯到不同文化盘根错节的内在差异，不事先弄明白，很容易费精力于无用之地。
高善必
憍赏弥老人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像金克木陪着老人大步流星的经行，像老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像他讲起的甘地轶事，都有一些新旧之间的转换消息，值得好好琢磨。憍赏弥老人的儿子高善必（D.D.Kosambi），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历史学家，两人之间有很多交往，交流过较为深入的看法。在浦那的时候，金克木还每天听到住在隔壁的高善必讨论校勘。可以传为佳话的是，金克木两次翻译伐致呵利的《三百咏》，使用的都是高善必的校勘本。一九五二年，高善必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金克木参与接待，曾把自己的汉译本赠送给他。
与老人有或深或浅的联系，并跟其间转换消息非常相关的，是金克木提到的印度现代“三大士”和“汉学”三博士。现代“三大士”法名阿难陀、罗?罗、迦叶波，“都为在印度复兴佛教而费尽心力”（《现代“三大士”》）。“汉学”三博士指师觉月、戈克雷、巴帕特教授，他们学汉文为的是利用汉译佛教资料研究本国文化，留学的国家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研究本国的宗教、哲学、历史，甚至语言，都要去外国留学，才能得博士学位和当教授，这不是愉快的事啊”（《“汉学”三博士》）。或许是因为印度独立运动还在进行之中，而民族文化未能发扬光大，有志之士无法袖手，“三大士”俱各忙碌，三博士忧心忡忡。
《奥义书》
就是在这样的匆忙之中，迦叶波“大士”仍抽空为斯里兰卡的来印度的比丘讲过《奥义书》，金克木得以旁听。《奥义书》是印度教经典，原义是“近坐”，即师徒两人靠拢，秘密传授。迦叶波改信佛教后，不再钻研这类书，所以讲得飞快，“主要是讲解词句，不发挥，不讨论内容。讲书常有口头习惯语，不久就熟悉了。‘懂了吗？’‘应当这样理解（如是应知）。’‘所以这样说。’‘为什么？（何以故？）’等等。讲书也有个框架结构，一段段都大致相仿，不久也听惯了。一对照原书的古注，再查看玄奘等译的经、疏，恍然大悟，悟出了古今中外的一致性，仿佛在黑暗中瞥见了一线光明，感到这些都不能完全脱离口头语言习惯”（《现代“三大士”》）。
三博士中，跟金克木交往密切的是戈克雷，他们曾一起校写《阿毗达摩集论》。“他帮我读梵文，我帮他校勘。贝叶经文照片放在长几中间，我二人盘腿并坐木榻上，他面前是藏文译本，我面前是玄奘的汉译。起先我们轮流读照片上的古字体拼写的梵文。读一句后各据译本参证，由他写定并作校勘记。这书实际是一本哲学词典。不久我们便熟悉了原来文体和用语。我也熟悉了玄奘的。有一次在他念出半句后，我随口照玄奘译文还原读出了下半句，和梵本上一字不差。他自己读了汉译才相信。于是我们改变办法，尽可能用还原勘定法。他照藏译读出梵文，我照汉译读出梵文，再去用梵本三方核定原文。”让他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是各有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当时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这一来，效率提高，尽管每天只能工作约一个小时，不过三个月，“他便将残卷校本和校勘记写出论文寄美国发表了。序中提到我，但没说这种方法”（《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
以上谈及的这些师友，金克木称为老师的，大概只有憍赏弥老人，在印度致沈从文的信中说，“在鹿苑得遇明师，梵文巴利文均入门”（《致沈从文》），后来回忆则言其“实质是‘恩师’而不肯居其名”（《风义兼师友》）。不过即便是这位老师，金克木也没有追随很久，其中当然有各自的因缘际会——“可惜老人不久便离开……没有来得及随他进入他最熟悉的巴利语佛典”（《梵竺因缘——〈梵竺庐集〉自序》）——恐怕也跟金克木对老师的认识有关。章启群教授在《散记金克木》一文中说：“金先生和我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因为名家之为名家，也就那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找他聊几次也就差不多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听很多课，那是浪费时光。”如此学习方式，到底是有师从还是自学，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吧？
本文分上下篇首发于《书城》（年8月号和9月号），澎湃新闻经《书城》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