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贤”成为风气的历史背景下，诸侯国中也有把“尊贤”从政策变成制度的举措：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盐铁论》也记载了这一时的盛况：
“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盐铁论·论儒》）
虽然“稷下先生千有余人”也许有些夸张，但这两则史料在齐宣王对这些士人的态度与其所发挥的功能均是一致的，大概在“势”与“道”的紧张关系下，除了第二章我们所讨论的部分士人外，依旧有相当部分的士人在“师”与“臣”之外选择了做稷下先生这条“不治而议论”的道路，在这种制度下，士人接受君主的供养，但是并不出仕成为君主的臣子，一方面保全了自己的自尊，另一方面可以继续他们对“道”的探索，议论学术并谈论政治。
不过齐宣王如此的作为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目的的：
“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
虽然这则记载或许有些突出孟子了，但它无疑透露着一个信息即齐宣王也在将这一类大师当作一种号召。不过让我们将视角转向孟子时，则会有些更有意思的发现，孟子是一个对出仕的问题有过讨论的人：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从孟子回答陈子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孟子在出仕的原则上还是有着对君主所提供的供养的需求，只是，在接受君主的供养时要不能有伤自己的自尊和品格。可以说“无功受禄”已经被知识阶层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接受了。
回到孟子的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又是一个对出仕有着意愿的人，想来，即便是将其特殊供养且“褒儒尊学”的齐宣王也并不能提供给他一种足以出仕的君臣关系。
虽然齐宣王并不是合乎孟子这种大师出仕的要求，但稷下学宫的兴盛无疑是“养贤”风气的顶峰，在战国君主需要士阶层的知识与技能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行为也确实使齐宣王时的齐国可以有图霸之力，并且奠定了其后的齐湣王可以有“称东帝”的实力。
不过《战国策》一条记载却十分有趣：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 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齐策四》）
齐宣王见颜斶时，颜斶的表现不可谓不傲慢，面对这种傲慢即便礼贤如齐宣王也是十分不悦，而颜斶最终还是利用自己的理论与自尊说服了齐宣王，可在齐宣王提出想供养颜斶时，颜斶却选择了拒绝，即便在稷下学风如此兴盛，就连孟子也接受了齐宣王供养的背景下，依旧有小部分的傲慢的士人保存着“安贫乐道”的骄傲，颜斶“返璞归真，则终身不辱”的理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在稷下学风达到鼎盛开始衰落时，接受供养的士也就不那么受人尊敬了。在齐宣王的时代，在齐宣王同时，列国“尊贤”之风可以说兴盛到了战国时代的极点，出土的中山王鼎上记录着：
“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赒,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诱导寡人。”（《中山王鼎铭文》）
中山王对待贤士的态度已经可谓是无以复加了，他已经接受了一位臣子可以在出仕的前提下作为他的老师一般存在，时时去劝导他，傲慢的颜斶以及对出仕要求极高的孟子也无法要求中山王可以做到更多了，值得一提的是，铭文本身还有着对燕王哙的抨击，而燕王哙也是一位极度“尚贤”的人，甚至其“尚贤”的程度已经有些畸形：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战国策·燕策一）
燕王哙为了效法尧、舜从而禅让子之固然十分荒唐，但尚贤之风竟真的让一位君主从“以国听之”到进行禅让，不可谓不令人深思彼时对贤士的尊崇究竟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不过在尚贤之风处于顶峰之后，衰落也是必然出现的，在齐宣王后的稷下学宫便已没有顶峰时的光彩，且在范雎入秦时（也正值秦昭王时的秦国步处顶峰时）有了这样的景象：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於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馀。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於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後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其实秦国一直都对学术讨论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尊贤”的问题上本就不如齐国那么关心，但“辩士”如公孙衍、张仪、陈轸等在秦昭王以前的秦惠文王时都颇受重用，可到了独霸之势初现端倪时，秦昭王竟然连辩士也完全不放在眼里了，联系到稷下学宫后来的逐渐暗淡与“湣王尝称帝”也应存有一定的联系，在制度化的“尊贤”时代后，国家愈发强大君主反而对贤士的兴趣越来越淡薄。同时，士人的原则也在逐渐沦丧，在君主“供养”之下，竟然士人也是可以被“竞价”的：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令)[今]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十)[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于饮，谓邯郸人：“谁来取者？”于是其谋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与者与之昆弟矣。“公与秦计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今令人复载五(十)[千]金随公。”唐雎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战国策·秦策三）
应候即上文的张禄也即范雎，要知道他在求仕于秦昭王时还以“辩士”自居，却在这里将同样是“辩士”的人们比作恶狗，这一粗鲁且直接的比喻直接将之前士人所建立的自尊完全忽视了，而事实竟然也是，他确实用这种方式解决了秦国遇到的困境，这不禁令人感叹，不过是“供养型关系”出现后的数十年，士人终究未能逃过颜斶所说的“辱”，想来，在“供养”士人的风气下，君主尚贤的程度不会再根据是否自己爱好其学说或是需要其政治主张，而是单纯凭借当时国家的境况选择是否会需要。
除却君主之间态度的变化，士人也对出仕的认识有了更强的功利性，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苏秦的形象塑造：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书事，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厚]，盖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经被诸多名家质疑，我引出这段记载也并不是想探讨它是否作为事实发生在历史上，而是想指出一些战国时游士的思想，《战国策》最初是具有对策士教育、培训功能的文本，苏秦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楷模，但在这个故事所描绘的苏秦形象无论他想入仕秦国还是后来在与秦国抗衡，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