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战国后期楚国的屈原(约公元前三四0—前二七八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在诗歌中表现了尊法反儒的革新精神的诗人。
在屈原出生前四十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吴起曾帮助楚悼王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变法，沉重打击了楚国奴隶主阶级。楚国逐渐又倒退到宗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下。到屈原的时代，楚国已经成了一个落后保守的国家。据《战国策》记载，楚国不进行改革，群臣互相嫉妒，谄谀之人得势，正直的人遭到斥退疏远。
从楚国没落贵族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屈原，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上。他在长篇抒情诗《离骚》中大声疾呼:“为什么不遵循图强的道路，抛弃污浊的秽政，改变这种制度?乘着骏马飞奔吧，来，我前面带路！”他表示愿作实行这种革新的带头人。
楚国地处南方，与当时中原各国相对来说，奴隶主旧贵族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以上官大夫、靳尚、怀王之子子兰、司马子椒等为代表的旧贵族，结成了一个反对革新的集团。面对顽固的旧势力，屈原毫无惧色。
楚怀王当政时，年轻的屈原担任了怀王的“左徒”(仅次于宰相的官职)，很受重用。这显然是屈原为在楚国再次实行变法作秘密准备。但是，对改革、变法怀有刻骨仇恨的上官大夫及其同伙，把力图改革的屈原视为眼中钉，他们当面抢夺屈原制订的涉及改革的文稿—“宪令”，又竭力在怀王面前挑拨离间。
两种思潮的斗争
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两种思潮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与进步、保守与革新的斗争。屈原正是从变革楚国奴隶制的进步立场出发，批判了奴隶主阶级及其精神力量—保守倒退的儒家思想，表达了他对法治精神即革新精神的崇尚和向往。
屈原在诗中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奉行孔孟之道的宗室奴隶主贵族集团。他揭发到:“由于这群人苟且偷安，道路黑暗又危险，岂是我自己怕遭灾，担心的是国家要倾败。”“他们争相往上爬，人人又贪婪;只知拼命搜刮，从来贪得无厌”。
屈原在这里指出，他们实行的是“内恕己以量人”，即只宽恕自己，却严格限制别人。这正是儒家提倡的“恕”的虚伪所在。屈原还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背弃法治、采用儒家“心治”的危险，这就犹如乘快马而无髻头，乘木筏随波下流而无揖桨一样。
所谓“心治”，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礼治”，屈原用战国时代代表法治的术语“方”来表明自己所推崇的法治决不能与代表礼治的“圆”调和，它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儒家的保守和反对，决定他们必然奉行一种苟合取容、圆滑虚伪的处世哲学。屈原愤怒地批判了楚国奴隶主旧贵族维护旧制、反对革新的态度。在楚人追记屈原事迹的《卜居》中记载，屈原对比了自己与旧贵族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批判他们象油脂和熟牛皮那样圆滑(“突梯滑稽，如脂如韦”)。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齐国大夫晏婴斥责孔子时，也说“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可见，“滑(音骨)稽”(圆滑之意)代表了孔孟一类儒家的处世态度。屈原表明自己宁肯死去或流亡，也不愿持这种阿谀奉承的丑态。这种精神，与儒家那种“独善其身”、“不得罪于巨室”的可鄙面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分封制是奴隶主维持其宗族统治的支柱。吴起说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大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可见当时的楚国正处于这种由分封制固定起来的奴隶主宗族统治之下。这也就是孟子所维护的“世臣”、“世禄”的奴隶主世袭专制制度。
屈原针对这种旧的传统制度，发出了“举贤授能”的呼声。在《离骚》中，屈原所肯定的前代皇帝，在他看来，他们都能举“贤能”于“草莽之中”。屈原称引历史人物，不同于儒家的“法先王”，而是为了同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作斗争。
儒家提倡“正名”，妄图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发展了的社会现实，以维护和恢复旧有的统治秩序。法家则主张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采取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措施。恳原也多次表达了法家的这种观点。
他说:“名不可以虚作”，他认为根据实际采取相应措施，就自然会有成效，而不可徒有虚名。他还提出了“参验以考实”、“省察而按实”这样一种进步主张。这与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的“辨合符验”和法家杰出代表韩非的“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是一致的。基于楚国“民生多艰”的现实，屈原同时还指责了楚王昏庸，不考察“民心”的变化。这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革新措施的愿望。
新兴地主阶级在变革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相应地，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必须破除旧有的传统观念。在这一点上，屈原是当时的一个突出代表。例如，战国儒家把古史传说中的鲸说成是未完成治水任务而被尧囚禁起来杀掉的，这件事使“天下咸服”，是“诛不仁”的义举，把鲸说成是“四凶”之一。
屈原却一反这种被儒家用他们的思想加以附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问:“尧说鲸不胜任治水任务，众人为什么要推荐他?”“顺着众人的意愿治水，尧为什么要处罚他?”鲸教人们播种黑黍，铲除杂草，为什么尧要流放他，把他恨得这样厉害?”
屈原还在《离骚》中肯定鲸是由于行为正直而遭致杀身之祸，而不是什么“不仁”，这就冲破了儒家为维护奴隶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散布的迷雾。对于儒家宣扬的“天命”，屈原也多次提出怀疑和质问。这种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革新精神，诚如鲁迅所说，使得“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普而细之”。
楚国的统治
楚怀王死后，其子即位，奴隶主恢复逆流完全统治了楚国。顷襄王听从了贵族集团陷害屈原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南方的僻远地区。
屈原与楚王是同血族的宗室，出于这种宗族感情和他原有的贵族出身的影响，他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楚王身上。他没能从吴起依赖楚悼王变法被害中极取教训，仍然走着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然而，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怀王反复不定，不诚心变法，顷襄至莞至倒向旧贵族，这一切使得他寄托在国君身上的变法理想完全破灭了，屈原是绝望了。
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颜色憔悴，形容枯稿”的屈原，看到楚国的国势已无可挽回，于是，留下一首绝命词《怀沙》，自投江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屈原的自杀，是他孤军奋战，不去依靠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诗中处处流露出孤独之感，而只有以洁身自好为其精神安慰。在楚国当时奴隶主旧势力还相当顽固的情况下，他仍不失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的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历史人物，他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革新精神的光辉。
屈原虽然反对秦国对自己祖国的进攻，他主张富国强兵，为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并进而统一中国创造条件。在《国殇》一诗中，他热情赞扬在战斗中牺牲的楚国将士，提倡法家“民勇于公战”的精神。他是想让楚国来担负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
本来，楚国这个战国时的大国确实是具备不少统一中国的物质条件的。秦国经过商鞅等人的变法，恢复了奴隶主专制，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最终为秦国所灭。
楚国的奴隶主阶级虽然暂时有力量使屈原的变法夭折，孔老二是这样，楚国的奴隶主阶级是这样，两千多年后的林某也是这样。
林某尊儒反法，把孔孟之道作为颠覆无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妄图阻止伟大的变革，开历史倒车，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结果只能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那股否定无产阶级、恢复倒退的思潮，也必将被一往直前的洪流淹没。
没落的楚国统治阶级，“恃其国大”，不进行改革，反倒一心想称雄图霸。那个只想投机取巧而无意实行改革的楚怀王，“欲有霸王之号”，竟铸了许多铜像，“以象诸侯王”。他把这些铜像编排起来，使自己这样的“大国之王”位居最前列，中等国家的君王为他御车骏乘，小国的君主则作他的随从跟在最后。他用这种画饼充饥的办法以安慰其称霸野心，这真是狂妄得发昏，糊涂得可笑！到头来，不仅霸王没有当成，连自身也死于异国，“为天下笑”。
结语
从汉代开始，一些封建士大夫就竭力贬低屈原对旧制度、旧传统的革新精神，渲染他“忠君”的消极因素，歪曲屈原来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最早为《离骚》作“传”的西汉淮南王刘安，阶级则从屈原对没落势力作斗争的精神中汲取力量。鲁迅就曾用屈原的诗句“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勉励自己追求真理。
今天，我们肯定屈原在战国时儒法斗争中的进步立场，“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这样，有助于我们明确古代斗争和文学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问题的阶级实质，有助于我们认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对于我们批判尊儒反法的思潮，认清林某尊儒反法的极右实质，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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