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论语》通贯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变动的时代，担当着文献的传承与阐述的，是意图保守西周文化的儒家学派。这个学派集团，奉孔子为祖师。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其祖先，是宋的公族（殷王族后裔封于宋），而后亡命于鲁，成为没落的贵族后代。孔子在贫贱中生长，做过鲁国小吏，富有好学之心，熟习了在鲁国保存下来的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
据说，置身于政治纷争中的孔丘，在一度担任鲁司寇（相当于法务长官）时，对反对者使用高压手段，遭到掌握实权的三桓氏以及别国的合力妨害，出奔到国外。从五十六岁起，他带领着门人弟子游说诸侯，也访问了当时的霸主晋、楚两国。经过长达十三年的流浪，对政治终于失去希望，回到鲁国。晚年，他作为被称为“儒家”的思想集团的倡导者，一面教导人数众多的门生、一面整理古代典籍。
孔丘的事迹和思想，以忠实记载其言行的《论语》为基本依据，《春秋左氏传》、《礼记》等为参考，虽然不明之处仍有不少，但可以说他是中国首先使人伦道德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的人物。
对于祭、政一致的宗法性社会的“封建”制城邑国家的神秘色彩的宗教权威，采取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合理精神的萌芽，早在春秋初期已经出现了。随的季梁和郑的子产、邓析等人，在经济生活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建立法制秩序的意图，表现了新兴势力的成长。孔丘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主张排斥“怪、力、乱、神”之类超现实领域的事象，而强调充实知性的经验。
他的创造，是张扬联结人与人的亲爱、慈孝之感情，把这些人所应有的德行的扩充名之为“仁”；而把“礼”-属于外在规制性质的传统的世俗秩序，放置在“仁”这种普遍性的崇高的人类之爱的基础上，并用“仁”来修正“礼”。
总之，是将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在的伦理性，赋予已经丧失了宗教意义而具有因袭性的礼俗制度，以谋求它的再生和延续。在政治方面，这种礼治主义，针对着主张审时度势、以权力为依据的法治主义。孔丘观念化地描绘了理想的执政者形象，希望有这样的执政者出现。这种人物被称为“君子”。他们是卓越的道德实践者，遵循以仁德为本的“修己治人”之道，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达到自我人格的完成，并把建设伦理性的良善社会作为政治目标。
这种思想行动，又担负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它以对周公（周初的政治家，并且是鲁王室的祖宗）的追慕为精神支撑，试图通过学习称述先王（周文王、武王）之德的《诗》、《书》，修得其中的知识，不断思索，沿着据说是周公制作的“礼”，体现“仁”的表现形式。
孔丘自述他的生涯说，他从十五岁“志学”（开始知识时探究），经过六十岁的“耳顺”（承认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宽豁的态度），到七十岁时，即使随意的行动，也能顺合社会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法则。
这里已经把学习和知识的经验作为构成道德价值的必须条件。贯穿孔丘以后儒家思想的知识与道德的一元统合，其祖型已经显现于孔丘的这一思想中。另外，孔丘的知识教养，是以对于人类社会的事物现象的博学深思的求知欲为支撑的，尤其是，还包含着古典音乐的爱好，这大约是由于其父祖以来，都具备从事祭祀礼仪的巫祝的特殊技能和生活环境吧。
孔丘教导的对象，不是农民这些劳动者，而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试图使那些门人走上仕宦道路，从而对诸侯的政治从内部加以修正。后代士人官僚公开表现其志向和各种各样的感情、思考方式，等等，在这里已经提供了先例。
《论语》二十篇中，形成较早的是前半部分，所谓“上论”。通篇是孔丘与门人的对话，其内容是就具体生活发表的谈论。可以看出是后来形成的后半部分“下论”中，有丰富的关于政治活动的内容。对孔丘与其门人的学派加以批判的人物的形象，也通过两者之间的对话被巧妙地描绘出来。这方面的好例子，有记叙长沮、桀溺及荷蓧丈人的章节等。
王者的言辞主要由儒家的门徒保存下来的《诗》、《书》，是文学史上居于诗、文开端地位的文献。其中《书》，留下了散文体文章的最古老的面貌。《书》在汉代以后，作为经书之一，被称为《尚书》。随着宋代的经书集成《十三经注疏》的编定和四书、五经的确立，又得到《书经》的名称。
它的内容，是由古代帝王的史官记录的，从传说性质的圣王尧、舜开始，经夏、殷、周三代诸王，至东周时晋文公、秦穆公。旧说称，孔丘曾将尧、舜以来圣王贤主的言辞及教令整理为一百篇。战国时期的儒家从自己的王朝观出发，将这些史官记录作为自己的经典，以后与《诗经》及礼乐说一起，成为这一学派的权威的源泉。
现在所传的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是由秦朝博士伏生传诵下来的。原来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同它是一个可以相互比照的系统。另外二十五篇所谓“古文尚书”，据说是从孔丘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实际是魏晋时期拟托的伪作。它同也是那一时期附加上去的注释，合称为“伪古文尚书”（或称注释为“尚书伪孔传”）。
“今文尚书”中，以《大诰》篇以下的五诰（另四篇是《康诰》、《酒诰》、《召诰》、《洛诰》）为中心，是周王朝创业时期的记录，与《盘庚》等篇同属于最古老的部分。如唐代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是极为难解的文字。
但与同是史官记录的周代金文等比较，可知其文体、内容都近于古代事实。这十篇左右以外的各篇，大抵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为了同其他学派对抗，将春秋末期以前的古记录及传说之类作为殷、夏诸王的言辞编制而成的；进而将尧、舜的“典谟”（帝王的政令），也用较新的文体写成附加上去，已经是战国末期的事情。这种述作形态，即典籍的内容层积性地不断丰富的状况，在秦、汉时期，是各思想学派共通的现象。
“书”本义就是“用文字书写”。这种将王者的公务上的言辞记载下来的“记言体”文献，与同是史官记录的《春秋》这一类“记事体”文献形成对照，成为汉代以后的著述一-特别是历史记述的基本形式。另外，从篇名来看，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也被后代王朝作为诏敕、政令的典范，受到重视。
史官的记录与周王朝的政令相同，“封建”诸侯的大事，也被王公的史官们以自觉的责任感，在各种各样的公式化的记录中保存下来。这类记录，据《孟子》所说，晋国叫做“乘”，楚国叫做“梼机”，鲁国叫做“春秋”（《离娄下》）。
同类的记录《竹书纪年》，则是东晋时出土的战国时魏国的编年史。在战国末年，这些以年、四季、月日为基干记述事件的内容及经过的官府记录，似乎被通称为“春秋”。《墨子》中，载有从周及燕、宋、齐的“春秋”中引用的文字（《明鬼下》）。
现存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与《诗》、《书》一起，被战国以后的儒家列为他们的教本。对于《春秋》的成书，孟轲等人提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说，《春秋》原来只是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至真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间摄简略的官府的政事记录，孔丘对过一鲁国的“不修春秋”加以笔削（修正）、才成为后来的面貌。
这位儒家学派的开创者，通过对原文的文字上的修正，依照自己的“大义”（善恶的价值标准）；情似站在执政者的地位上，对那一桩桩事件作出评定。也就星用一学囊贬的方法、推行“微言大义”。这种在仅仅一字的修改中寄托褒贬之义的所谓“春秋笔法”、是立是于孔丘的大义，以文辞的严格用法来表现事迹。
换言之，对治政事迹的简单官修记录进行修改的预定体例、即“书法”（文辞的表观法）上的请规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这种记录方式的前提，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从这种体例演绎所得的或囊或贬的评价，也可以窥见在隐微的表现中所显示的圣贤大义。
这种以体例为基准解释《春秋》的学说，就是公羊派春秋学。它以《春秋公羊传》为中心，在西汉景帝时胡毋生的著述中已具备形态，到董仲舒以后，更盛极一时，被灵活运用于治政之术.
这种极端追求措辞与用字的“体例主义“的文辞表现法，是充分活用汉语作为单音节表意文字之特征的产物，以后，在历史编述中，这种关于史传文辞的严格的表现方式，作为可以寄托作者对于政教的评价的手段，一直支配了修史者的念头。朱熹的《通鉴纲目》.便是显著的一例。
另一方面，与官修的事迹记录不同的，在某些地方某些集团中流传的真实故事或传说.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的进展，也逐渐被加以润色和整理。为（后面将论及的）《春秋左氏传》《国语》等提供了素材的，关于春秋时期各国历史情况的基础资料，以及一般认为原来是由古代瞽朦口头传诵的内容，大多属于这一类型的记录。
现存的《春秋左氏传》，也算是前述《春秋》的“传”。所谓“传”，既是指一个学派对他们所信奉的经典所加的训诂、解释，也是指这一教义的师传，从秦汉之际开始，逐渐以文籍的形式出现。西汉前期被汇总在一起的《周易》（《易经》）的十翼及《毛故训传》之类，是“传”的典型。
《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作为“春秋传”，是当时国家公认的经书解说。与此相对抗的，是据称由孔丘同时代人左丘明所作、在西汉末被列入“春秋传”的《左传》（《春秋左氏传》）。不过，它原来称为“左氏春秋”，是战国时期人将历史故事、传说作为资料编集而成的。《左传》对《春秋》的笔法虽然也颇加注意，但较之“空言”，更为重视“行事”。
也就是说，比起追究文辞的表现来，重点主要是在对以往历史事迹的明白的解说。书中对春秋时期历史上的人物作了个性鲜明的描绘，对复杂的事件，也从原因和始末展开了曲折而丰富的铺写。
对战争的记述，尤见精彩。所谓“春秋五大战”的描写，足以令人想象，以语言表达巧妙的说唱故事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口诵文艺，是《左传》产生的基础。很多预言、占梦等神怪的内容交织在其中，大约也是因为这些记述来之于说唱故事的缘故吧。另外，以“君子言”的形式插入的儒家立场的批评，是后来附加上去的部分，显示了秦、汉时期著述编集的痕迹。
《国语》据说是左丘明写作《左传》后的剩余部分，所以被称为“春秋外传”。它也是使用与《左传》共通的原始资料，按照周王朝及七个诸侯国的国别编成的，其中《晋语》占了一半。这本具有说唱故事渊源的书，以“记言”（言辞的记述）为中心，大部分充满了对话和谏辞之类。其中有说服力很强的文字，如记吴越争霸之事的部分等。
结语《晏子春秋》也是一本充满向齐国君主进谏言辞的书，从中可以看到支持、喜爱这些故事文学的士人层的典型。《战国策》则多述在战国时期对立的列国之间从事外交活动的纵横家之事迹，充满善于诡辩的说客极尽委曲的论辩。此书是由西汉末的刘向最终完成的，他根据多种异本进行整理，按十二个国家分章编排。后来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战国策》同《左传》、《国语》，都成为其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