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地区，那里不像现在这样干旱，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这些自然条件使得秦人很早就注意借助水力进行运输。《石鼓文需雨》中有关于“舫舟”的记载。《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
水通粮”
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以水运输粮食被赵人视为赵国不可与秦国对抗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说明水运的便利以及运输量大，陆运不可与之比拟。另一方面也说明秦国的水运能力必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才使得赵人感叹不可与之敌。秦国在据有巴蜀之地后，便注意对蜀地的开发与利用，且蜀地的水资源丰富，利用水力进行灌溉运输也是最早被秦国开发出来的。如李冰在蜀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还开通过多处水上航路。
《华阳国志蜀志》载：“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秦国还多次顺流而下，攻伐楚地，对楚国进行战略威慑。《战国策》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根据史书记载，自秦据有巴蜀之地起至秦昭王三十年的这段时间，秦军曾经四次通过蜀地的水路大规模进攻楚国，其随军的粮食也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利用水路攻伐楚国，其粮食补给不必由它处远输，随军携带的粮食便可充足供应。即使秦军与敌军陷入对峙，亦可通过水路将蜀地的粮食顺流输送，使秦军的战斗力能够持续保持，因而这四次征伐也都是以秦军的胜利而告终。
始皇帝攻伐百越，深入越地
军队粮食供给困难，命监史禄开凿灵渠。监史禄在湘江上游兴安县东南两公里处，用石堤筑成人字形，铧咀和大小天平，把湘水隔断，开凿了一条长约３０公里，宽约５米的渠道，将长江水系的湘江与珠江水系的漓江连接起来。借助灵渠，秦军的粮食补给得到保障，加速了秦统一岭南的事业，这也是秦政府在战争期间完善水路以水力用于军队粮食运输的实例。综上所述，秦人从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着重发展陆路与水路运输，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凭借陆运与水运以及水陆联运，使得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也使秦军的后勤粮食补给能力大大增强。
王子今说：“秦统一战争中，往往调动数十万人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藉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这些发达的交通，使得秦政府可以将各地的粮食运往京师太仓，由此才出现了栎阳与咸阳“二万石一积”，“十万石一积”的超大型粮仓，也使得秦军“兵源地负责”的军粮补给方式成为可能。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全国，也依赖于强有力的交通网络来保证军队的后勤粮食补给。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国修建了遍及全国的交通路网。这些路网除了加强秦人对中原的统治，还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的交流，使得各地的隔阂进一步消除，有利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形成。
不断增强的长途运输能力
秦人的先祖在被迫西迁之后，与戎狄相杂居，受其影响，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其生产结构呈现出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特点，这是秦人区别于中原诸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受此影响，秦被封为诸侯后，以农业立国，但是此前畜牧业为辅的生产结构仍有遗存，这就是秦国重视牛、马等词养的渊源所在。“牛作为畜力，用于挽车运输，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如《周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商君书垦令》篇云：“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可以看出，牛在此处是被用来运输粮食的。
《商君书弱民》载：“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用牛力来运输粮食，较之人力，有运载量大、速度快等优势。因而在涉及长途运输军粮时，一般使用牛车作为运输工具。除了文献记载外，睡虎地云梦秦简也有大量关于用牛拉车进行运输的记载，如：《秦律十八种》载：“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这条简文规定了用于挽输牛马的饲料的发放时间。过期则不发放。又《秦律十八种司空》载：“官长及吏以公车牛禀其月食及公牛乘马之禀，可殹（也）。”
重视牛、马的饲养
牛马等被用于运输，且多为长途运输，因而牛马的饲养对于秦军后勤粮食补给很重要。秦政府对牛马饲料的管理相当严格。如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入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银（垦）不银（垦），顷入芻三石，稾二石０”这条简文规定，无论是否垦种，都要根据受田的顷数来缴纳芻棄。此外还对芻稾的储存有详细规定。如《仓律》：“芻稾各万石一积，咸阳两万石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秦政府定期对牛马的饲养进行考核。《厩苑律》云：“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田牛，牛减絜，治（笞）主者寸十。”
这条律文规定每年定期举行考核，成绩优秀的奖励，成绩低劣的处罚，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主事者要受笞打。这里虽然是对耕牛饲养的相关规定，但秦国有考核的制度设计，对于挽车运输的牛的饲养应当也有类似的规定。《秦律十八种司空》载：“官府叚（假）公车牛者口□□叚（假）人所。或私用公车牛，及叚（假）人食牛不善，牛訾（筒）；……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这段简文的意思是有私用官有牛车的，以及借用者不好好喂牛，使牛瘦了的，……主管牛车的人和领用牛车的吏和官长都有罪，这与用牛耕田使牛腰围瘦的规定类似。
秦律对牛力的蓄养是很重视
《秦律杂抄》云：“募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到军课之，马殿，令、丞二甲；司马赀二甲，法（废）。”这是对马的饲养的要求，募马体高应达到一定高度，且要服从命令。秦政府对偷盗牛马的行为处罚严厉。如“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牛，买（卖），把钱偕邦亡，出缴，得，论各可（何）殹（也）当城旦黥之，各畀主。”又“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
结束语：
对于盗牛的未成年人，待其身高符合标准后，就以盗牛罪判为城旦。可见对于盗牛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除了官府重视牛马的饲养外，民间也允许大量的养牛。根据考古发掘报告，“铜川枣庙春秋战国的小型秦墓，墓主身份就是一般比较富裕的平民，他们己在养牛，牛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允许“平民百姓私人养牛，可以补充公室养牛之不足。”秦国通过法律保证牛马等的饲养，同时允许民间养牛，使得牛的存栏数目大大增加。这有利于牛力运输的普及，对于增强秦国长途运输的能力，保障秦军后勤粮草补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