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前言
在中国古代为数众多的历史演义中，影响最大的自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次就数冯梦龙编著、蔡元放评点的《东周列国志》了。这部历史演义名著，由明中叶的余邵鱼草创，由晚明冯梦龙编著完成，而其推广流行则与清乾隆年间蔡元放的评点加工关系至为密切。这里谨就相关情况略作说明。
一、余邵鱼与《列国志传》
首部演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春秋列国志传》，一般认为，其编撰者为余邵鱼，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余象斗。余邵鱼，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约生活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是余象斗的族叔。余象斗，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福建建安人，约生活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除刊印《列国志传》外，余象斗还编著或刊行有《四游记》《全汉志传》《三国志传评林》《东西晋演义》等，是明代通俗小说的著名编著者和刊行者。
《列国志传》起于“苏妲己驿堂被魅”，终于秦一统天下。作者显然参考过宋元讲史话本、戏文杂剧如《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和《秦并六国平话》等，但删除了平话尤其是《七国春秋后集》中的一些与史实严重不符或神怪色彩太浓的情节，又依据《战国策》《史记》等书增添了一些关目，风格简朴、质实。不过，余邵鱼对若干盛行民间的传说仍偏爱有加，大量予以保留，比如“秋胡戏妻”“卞庄刺虎”“伍子胥临潼斗宝”“浣纱女投江”“孙武子吴宫操女兵”“孟尝君养士出关”“田单火牛复齐兵”“孙膑下山服袁达”等。就其总体风貌而言，《列国志传》是一部洋溢着浓郁民间趣味的小说，在梳理历史事实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方面，余邵鱼所倾注的心力颇为有限。
二、冯梦龙与《新列国志》
冯梦龙，冯梦龙在忧愤中与世长辞。
对于余邵鱼草创的《列国志传》，冯梦龙尤为不满的是其层见叠出的不合史实之处，遂一一据古书加以改订。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
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仫锣砬磲，识者欲呕。姑举《列国志》言之：如秦哀公临潼斗宝一事，久以为闾阎恒谈，而其纰缪乃更甚。案秦当景公之世，南附于楚，比于齐之附晋，故交见之役，屈建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哀之初年，楚灵方横，及平继之，而晋益不竞，不得已通吴制楚，于是有入郢之师，而包胥卒借秦力以复楚。是始终附楚者，秦也。延至三晋田齐之际，犹然遇秦以夷，不通中华会盟，孝公于是发愤修政，任商鞅变法而秦始大。然而哀公之世，秦方式微，岂能号召十七国之君并驾而赴临潼耶？夫以桓文之盛，名为尊攘，而威力所及，载书犹寥寥可数，况斗宝何名，哀公何时，乃能令南之楚、北之晋、东之吴，数千里君侯刻日麇至，有是理乎？至伍员为明辅，尤属鄙俚。此等呓语，但可坐三家村田塍上，指手划脚醒锄犁瞌睡，未可为稍通文理者道也。顾此犹摘其一席话成片断者言之。其他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有不可胜言者矣。墨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始乎东迁，迄于秦帝，东迁者列国所以始，秦帝者列国所以终。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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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传》第七卷写秦哀公企图恢复霸业，邀约各国诸侯到临潼斗宝，以收集宝物，向周天子进贡。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被冯梦龙断然删去；而这类因“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词句之恶劣”被删削的情节、语言不在少数。同时，冯氏又据史籍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叙春秋五霸的争斗，用五分之一的篇幅写七雄的消长。以五霸七雄为主干，穿插若干小国的历史。这样一来，《新列国志》就由《列国志传》的28万字的赞誉。
冯梦龙为了让读者相信他的叙述，他甚至不惜在小说中穿插考据笔墨。况周颐《餐樱庑随笔》举的一个例子颇为典型开岁无俚，儿辈案头有《东周列国演义》，偶一幡帑。是书起周幽迄秦政，胪叙事实，与《左》《国》《史》《鉴》十九符合，绝无向壁虚造之言。其第八十三回有云：‘句践班师回越，载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后人不知其事，讹传范蠡载入五湖，遂有“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误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独往，妻子且弃之，况吴宫宠妃，何敢私载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复迷其色，乃以计沉之于江。此亦谬也。’中竟有符合其标准的片断，足见冯梦龙对事实真实性的重视。自然，冯梦龙撰《新列国志》，也有少量虚构润色之处，但都限于细节的加工，目的是化正史的简约为演义的详细，或使相关情节更为联贯，并不在大局上影响事件的真实性。李元复《常谈丛录》举过一个例子：“说部之书……凡于各朝代之兴衰治乱，皆有叙述，而《三国演义》最称，其次则《东周列国志》。予谓为《列国志》者尤难，盖国多则头绪纷如，难于联贯；又列国时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详，难于敷衍，未免使览者厌倦。今观其书，于附会处，每多细意体会。如齐襄公之弑，依《左传》从猎贝丘起，见大豕人立而啼，从者谓是公子彭生，惧而坠车。丧屦之下，添豕啣屦去之语。及贼入，寻公不见，而见一屦于复壁下，乃得而弑焉。谓盖彭生厉魂化豕，取屦置壁下，以报公也。得此而前者豕之见，屦之丧，及诛屦弗得，始为有因。不拘泥于左氏见公足户下之言，斯为善解左文者矣，岂妄为添饰之比哉？”冯梦龙的“添饰”，主要是弥补正史所留下的叙事空白，使之更合情理，而并非对“添饰”本身感兴趣。
冯梦龙编著《新列国志》，一方面是要传授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是要总结历史经验。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冯梦龙对《春秋》作过极为深入的研究。他的弟弟冯梦熊为冯梦龙所著《麟经指月》所写的序说：“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嗟乎，《春秋》非拨乱之书乎！孔子以东迁作，胡氏以南渡传，经传皆有忧患愤发之意焉。高皇帝尊用《儒说》，独取胡氏列学官者，非但以其为严冬大雪独秀之松柏也，取其忧患愤发之意合焉，而可以为异日拨乱之书也。今天下镐京磐石，邈禾黍之离，辫琛叩关，绝金缯之耻，似无所用其忧患愤发，然而纪纲之隳窳也，形势之卑靡也，夷狄之侵陵也，则亦儒臣专以《春秋》入侍时也。”周应华为冯梦龙所著《春秋衡库》所写的跋说：“吾师犹龙氏才高殖学，所著多为世珍，而《麟经》尤擅专门。《指月》既行，嗣有《衡库》。……吾师兹辑，主以经文，实以《左》《国》，合以《公》《穀》，参以子史，证以他经，断以胡氏，辅以群儒，删繁取精，针芒不失，可谓衡矣；采实兼华，字句不漏，可谓库矣。衡而且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前源后委，联如贯珠；甲是乙非，炳如列烛，可谓善读《春秋》矣。吾师尝有言曰：‘凡读书须知不但为自己读，为天下人读；即为自己，亦不但为一身读，为子孙读；不但为一世读，为生生世世读。作如是观，方铲尽苟简之意，胸次才宽，趣味才永。’所以屡遭按剑，载被含沙，而口咿笔扫，日夜不辍。故其著述可示于子孙，可惠于天下，而其精诚直可贯于生生世世，非虚语也。”
冯梦龙深入钻研《春秋》，一方面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史实了如指掌，他对所写题材的熟悉程度是罗贯中之外的其他演义小说家所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是对《春秋》义理的深入把握，他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余邵鱼这一类演义小说家所不具备的。在《新列国志》的编撰过程中，前一方面具体表现为实录精神，以史料为依据，据实直陈；后一方面具体表现为对历史经验的自觉总结。历史不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它还意味着阐释或解释，即把种种事件联系起来，从杂乱的往事中找出某种贯穿其中而意义重大的道理。冯梦龙是把《新列国志》当做通俗历史教材来写的，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很高，即不只是客观准确地叙述政治、军事史实，而且致力于表达他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的理解，换句话说，即致力于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阐发这部小说的意义说：“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存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他并且举了许多具体的例证来加以说明：“是故鉴于褒姒、骊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鉴于子颓、阳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长；鉴于无极、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参贤；鉴于囊瓦、郭开，而知贪夫之不可与共国；鉴于楚平、屠岸贾、魏颗、豫让，而知德怨之必反；鉴于秦野人、楚唐狡、晋里凫须，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鉴于二姜、崔、庆，而知淫风之足以亡身而覆国；鉴于王僚、熊比，而知非据之不可幸处；鉴于商鞅、武安君，而知惨刻好杀之还以自中；鉴于晋厉、楚灵、栾魇、智伯，而知骄盈之无不覆；鉴于秦武王、南宫万、养叔、庆忌，而知勇艺之无全恃；鉴于烛武、甘罗，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鉴于越句践、燕昭、孟明、苏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于成；鉴于宋闵公、萧同叔子，而知凡戏之无益；鉴于里克、茅焦，而知死生之不关于趋避。至于西门豹、尹铎之吏治，郑庄、先轸、二孙、二起、田丹、信陵君、尉缭子之将略，孔父、仇牧、荀息、王蠋、肥义、屈原之忠义，专诸、要离、聂政、夷门侯生之勇侠，介子推、鲁仲连之高尚，管夷吾、公孙侨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节，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诫，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所谓“鉴”，所谓“法诫”，强调的是与正史功能相同的“资治”的作用，冯梦龙是不屑与通常的“稗官野史”为伍的。
三、蔡元放与《东周列国》
蔡奡，字元放，号野云主人、七都梦夫，江宁人。乾隆年间，他就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做加工整理，定名为《东周列国志》，刊刻发行。这就是几百年来流行的长篇列国志小说的通行本。
蔡元放的加工，主要在评点方面，文字偶有修改，个别回目较冯梦龙本更为工稳。《东周列国志》实际上是《新列国志》的评点本。这些评点，包括回评和夹评，颇有助于读者厘清史实和理解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蔡元放还仿效清初写《三国志读法》的毛宗岗，专门写了一篇《东周列国全志读法》。这篇读法，主要强调了《东周列国志》的两个特点：所记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所写的内容于读者有益，有助于读者称为“正经人”。比如读法中的这两段：“《列国志》和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教人子弟读书常苦，大都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于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苦扞格不入。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把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蔡元放言之谆谆，虽然不免迂腐了一些，但确实说出了《东周列国志》的特点。《东周列国志》之畅销与长销，蔡元放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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