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有“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的记载，而《三国志》中也有“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记载。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样，本质上完全是两回事。刘备托孤其实很简单，以此来表示对诸葛亮的重视，希望他能尽心尽力辅佐刘备后人，重点是“托孤”；而秦孝公的这句话就复杂多了，与当时时代背景崇尚“禅让”有关，也与商鞅对秦国的贡献有关，又与商鞅的结局有关。
禅让的时代变迁说起禅让，一般人心中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之间的真心实意禅让；与东汉以后末代皇帝的被迫禅让。
《尚书》有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十六个字源自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描述了一代圣皇托付天下时候的心情，寓意深刻。
自古以来，“禅让”都是一种完美的君主传承制度，不以远近亲疏，只将王位交付于贤能之辈，所以也是古代文人心中对君主的最美丽幻想。
既然是幻想，说明并不具有实际可行性，至少在人有了私心之后，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所以，在我们所知的真实历史中，大部分禅让都是一出“掩耳盗铃”的闹剧。
比如西汉皇太子刘婴禅让给王莽；汉献帝禅让皇位于魏文帝曹丕；魏元帝禅位给晋武帝司马炎；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隋恭帝杨侑禅让给唐高祖李渊……
而这一系列禅让中又有不同，无论是王莽，还是曹丕，甚至是司马炎在接受禅让之后并没有杀死之前的皇帝，而从刘裕开始，后期被迫禅让的皇帝基本上都不能善终。
总的来说，禅让分为三个阶段：王莽之前，禅让是一种自愿的皇位传承；王莽到刘裕之间，虽然禅让是被迫，但是皇帝好歹能留下一命；刘裕之后，禅让就成了笑话，连命都保不住，与“禅让”这个美好的词汇是多么南辕北辙？
秦孝公的“真心”自从“家天下”以后，因为血脉传承的原因，没有哪个君主不希望将自己的皇位传给自己的血脉传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常年战争，幼主暗弱，不能带领国家强盛，所以很多君主都会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兄弟，这就是“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说起来也是禅让的一种。
战国时期，就发生过两起真正的禅让。
1.公元前年，燕王姬哙禅让给国相子之。
燕王哙继位之后，将子之拜为国相，执政期间，办事果断，得到燕王哙的重用和赏识。燕王哙年老之后，国政大小事都取决于子之，后来听取鹿毛寿的建议，将政权托付给子之。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於子之，子之大重。——《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公元前年，太子平联合将军市被发动内乱，最终燕王哙、子之、太子平、将军市被都死于这场内乱。
2.公元前年，赵武灵王禅位给赵惠文王，自称主父。虽然这次禅让只是内禅，皇位还是传给了自己儿子，可是赵武灵王当时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也是一种禅让。
公元前年，赵武灵王又将自己另一个儿子公子章封为安阳君，封地在代地，并于第二年准备将赵国一分为二，让公子章做代王。
此举引发内乱，公子章被杀死，而赵武灵王也被围困于沙丘宫，最后活活被饿死。
这两个例子说明，在战国时期，禅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并不是如后世一般被逼迫，虽然结果都不完美，但是可想而知，在当时禅让也是一种美德，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无论是真心实意也好，虚情假意也罢，至少还是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秦孝公能这么说，也算是比较真心了吧！
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战国策》
商鞅其实既不叫商鞅，也不叫卫鞅，他是姬姓，公孙氏。出身于卫国公族，因为封地在商地，所以号为“商君”，后人称之为商鞅。
商鞅的祖上也是正儿八经的周朝宗室，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君主很多都有血缘关系，如果说秦孝公真的传位于他，也是勉强符合当时社会潜规则的。
然而，诸葛亮与刘备只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传位就是无稽之谈。
就好比家里来了一个客人，都是假情假意请客人吃饭，一个是拉着客人往餐厅走，说“我请你吃饭”，另一个呢，则是指着出去的大门说，“来吃饭！”
秦孝公与商鞅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看似强大，但是它的发展极其不易。
不像其他诸侯国，很多都是姬周宗室，所以分封的地盘土地肥沃，也没有外敌，而秦国先祖是因为养马有功才被封为附庸国，一直以来镇守西戎，难以跟中原诸侯相提并论。
秦孝公时期，因为秦国地处偏僻，不参与中原各诸侯国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对待夷狄一般对待，秦孝公想恢复祖先荣耀，获得霸主之位，这才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商鞅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秦国，与秦孝公君臣相宜，在困难重重之下，两次改革，使得国力大增，这才有了后来一统六国的基础。
两次变法之后，百姓家家富裕充足，秦国人路不拾遗，然而却大大损害了秦国守旧派的利益，显而易见，百姓的富足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削弱了贵族、官吏的特权，这才得以让百姓填饱肚子。
因为这个原因，变法在秦国国内阻力重重，所以，秦孝公与商鞅这时候可谓是在一个阵营里的难兄难弟，一起面对数不清的秦国权贵，两人之间有志同道合的深厚感情。
秦孝公在位时期，有秦孝公的保驾护航，哪怕权贵们想将商鞅五马分尸，也无法做到，可是当秦孝公死后，商鞅的下场可想而知。
秦孝公临死之前，才有了这番感叹，平心而论，商鞅为秦国做了很大的贡献，与秦孝公也算是志同道合，他是真的不忍心看到商鞅以后的下场。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秦孝公想到这里，不免会突发奇想，要是我将这个王位让给商鞅，他会不会就不用死了？
所以说，秦孝公的这番话，于公而言，是肯定了商鞅对秦国的贡献，于私而言，也是不忍心看到他将来身首异处。
刘备托孤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死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北伐，恢复汉室而操碎了心，很多人忍不住想，要是坐在皇位上的不是那个“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会不会蜀国就不会灭亡了？
哪怕是在《三国志》中，刘备死后，蜀汉政权也一直掌握在诸葛亮手中，似乎皇位唾手可得。
于是，刘备的这句话看起来就比较情真意切。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诸葛亮传》
其实不然，刘备的这句“君可自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场面话，没有一点可行性，纯粹只是为了安抚诸葛亮的心，让他尽力辅佐幼主而已。
1.辅政大臣有两个，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是李严。
刘备病重的时候，一共有两个托孤重臣，当时是以诸葛亮总领朝政，而李严以中都护的身份统管内外军事，并留下镇守永安。
因为当时蜀国与吴国正在交战，这才让李严驻守此处。只是刘备死后，诸葛亮与吴国讲和，永安失去了重要地位，这才逐步被诸葛亮剥夺了军权，最终贬为庶民。
就刘备临死之前的情况而言，诸葛亮虽然有统领朝政之权，但是军权大部分都在李严手中，他如果自取，只会“自取其辱”。
2.刘备麾下来源广泛，势力错综复杂。
大体而言，刘备麾下军事集团大体分为四大集团：元老集团、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
元老集团：就是刘备在入荆州之前的家底，以关羽、张飞、赵云、糜竺等人为代表。
荆州集团：是刘备在入主荆州时候攒下的家底，比如黄忠、魏延、杨仪、诸葛亮、庞统、马良等人都是荆州集团。
东州集团：在刘备入蜀之前，益州本来就有两大派系，一部分是本土益州人；另一部分是随着刘焉入蜀的外地人，被称之为东州派，主要代表有法正、李严、黄权、吴懿、孟达等人。
益州集团：身在益州，本地豪族无疑是最多的，虽然在朝堂上最高位置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充斥于整个权力集团的中下层。
而诸葛亮在其中，不过是荆州派的一个代表人，因为刘备的特殊身份，以及统帅才能，这些人才能在他的带领下，或者在他的继承人之下，维持表面的和平，如果身为益州派的诸葛亮真的“自取”了，荆州派暂且不说，其他三个派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
在这两个基础上，诸葛亮要取刘禅而代之，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无论秦孝公也好，刘备也好，禅让的话都只是说说而已，当真你就输了。但是他们这么说的目的却又有不同，秦孝公是感恩于商鞅对秦国的贡献；而刘备则是以话语来激励诸葛亮，让他回报自己的知遇之恩。主要参考资料：《战国策》、《史记》、《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