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以前的夏、商两代，就其国家的实质而言，只是以夏或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真正的大一统局面则是在西周实现的，周王成为天下“共主”，周王是当时统治区域里最高的统治者，所分封的诸侯和民众都是它的臣属。
但在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下，各个民族在不断地展开对话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形成了早期的“民族认同”，构建大一统的国家也势在必行。
而舆论战虽然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是作为一种与武力战并存的制外对抗形式，在中国古代便受到了广泛地运用。
楚国的历史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几个诸侯国之一，楚国几乎一直处于斗争的中心。
01权力中心的坍塌与新秩序的重构
在周王朝的“金字塔”般的国家制度设计当中，“天子建国”、“诸侯建家”周天子居于最顶层，诸侯对天子负有朝贡、随军作战等义务。
西周的初期，通过一整套的分封制度，以及王国所具有强大的实力，可以有效的管理和威慑诸侯国，但这样低成本的间接性统治到系周末年在内外交困下终于走向崩溃了。
到了周平王时期，周王室衰微，原有的体制再也无法维持，国家间相对稳定的结构被兼并战争取代。清代大儒顾栋高称春秋时期有“三大变”：包括诸侯国互相征伐、楚国崛起、政出大夫。
此时“有序”和“无序”始终纠缠在一起的状态，周天子中心权力坍塌留下的空白必然会有新的势力进行角逐，从“无序”的角度而言，纵向：周天子对诸侯“失控”，诸侯对卿大夫“失控”；横向：诸侯与诸侯关系“失控”，卿大夫与卿大夫关系“失控”，周天子和诸侯都面临着中心权利坍塌的局面。
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还是楚庄王等都在试图填补这种“权力”空白，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
魏、齐、楚、秦等国的变法都表明这场“权力”争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各国开展的“合纵连横”都是在试图维持或者打破这种力量制衡的状态。
楚国作为从非中原地区崛起的国家，尽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一直被视为“蛮夷”，楚国历代国君都在致力于改变这种状态，通过脱去蛮夷的身份，融入华夏文明，实现称霸的目标，构建有利于本国扩张的新秩序。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下，各国之间打破了以往“弱联系”的状态，除了开展武力战以外，舆论战也逐渐受到各国的重视。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大国，在新秩序的建构上与各国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通过开展舆论战，为楚国的争霸和对外兼并提供智力支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是大势所趋。
02战争观念的转变与文战的重视
康德认为，正是自私自利的“恶”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一书中他指出：“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是往往互相冲突地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着”。
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过渡阶段，这种由社会危机引发的思想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体现在“思想危机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和功利至上主义的大泛滥”。
战争观念是“关于战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对战争的全面分析，包括战争的目的、性质，以及和政治、经济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先秦时期的战争，从目的上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服人和兼并，“三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人”，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主要是为了“兼并”，春秋时期则介于两者之间，“服人”和“兼并”并存，此外，他将战争观的形态概括为四种，分别是“天命战争观、民本战争观、功利战争观以及前面三种战争观的融合”。
学者李元认为夏商周三代是王权主义战争观，春秋和战国时期是霸权主义战争观和功利主义战争观。学者吴九龙认为“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观念分别为“仁义”和“诡道”。
在存亡之道面前，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不得不让位于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战争观。而最能说明两种战争观念冲突的则是楚、宋泓之战，宋襄公秉持着仁义道德的观念。
战争以宋国惨败而告终，在这种新旧观念的冲突当中，功利主义战争观逐渐战胜伦理主义战争观，成为时代的主流。
文战是相对于武战而言的，武战偏重于硬实力，文战更加偏向于软实力，通过外交、宣传、会盟等手段开展舆论战，为武战提供助力作用，甚至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进入春秋战国以后，文战的使用频率更高，涉及的内容也更加广泛。根据统计，春秋时期，一共进行次会盟，换句话而言，在春秋年的历史当中，几乎是一年多达两次盟会。
会盟这种文战的重要方式已经深度的参与到了武战当中，文战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协调国家间的纠纷和矛盾，缓和国际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战除了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发挥作用以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领域。
进入战国时期，文战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牵动天下诸侯国的“合纵连横”政策，以及秦国开展的“远交近攻”政策，“合纵连横”按韩非子的说法就是“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主要是各个诸侯国为了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通过外交手段发动对盟友、中立方和敌方的舆论战，从而改变战争形势。这在战国中前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六国利用“合纵”有效的遏制了秦国的战略进攻，秦国则采用“连横”政策不断地分化六国。
“远交近攻”则重在“交”字，即通过外交手段来稳住齐、楚这样距离较远的国家，重点进攻韩、魏这样距离较近的国家。
在战国后期，秦朝十分重视文战，《战国策·秦策》中记载到秦国为了完成最后的统一大业，就派遣顿弱到东边朝见韩魏，文战在侧面战场的作用，大大减轻了正面的军事压力。
03百家争鸣的出现和士阶层的崛起
士阶层的崛起为百家争鸣的出现提供了人才储备，“士”是百家争鸣的文化载体，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又为士阶层的扩大提供了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
“尚贤使能”正反映了士阶层渴望得到统治者重用的愿望和诉求。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加剧烈，各国都倍加重视人才，礼贤下士称为当时各国的风气，养士之风盛行。
战国四公子都豢养有上千的食客，底层士人成为卿相不可计数，以秦国的力度最大，秦国所任用的宰相当中，除樗里疾、魏冉等少数属于贵族阶层以外，其他都是从六国或本国士人中起用的。
从历史性的角度而言，这次改变不仅使他们摆脱了旧有的阶级秩序和血缘关系的桎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自身在文化和技艺上的优势加速了贵族统治的崩溃，并且积极的参与到时代的转型当中，提出了种类繁多的学说，促进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也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实用和最功利的方法也就是统治者最为推崇的，兵家、法家、纵横家尤其受到青睐，兵家关乎治军和行军打仗，法家关乎国家制度建构和治理，纵横家关乎外交政治。
在舆论战的开展中，“士”是关键要素，他们往往是危机解决方案的制定者，也是直接的实施者。在当时国家间交往频繁，攻伐不断地情况下，国家最需要的往往是具有一定的实干能力，尤其是具有一定的外交能力的。
因为随着文明形态的进步，智力和巧力所带来的效益比武力更大。士阶层文化素养的提升又大大推动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兴盛，反过来，诸子百家学说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士阶层的文化素养的提升。
04结语
舆论战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外在表征，因为只有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才能为舆论战提供强大的后盾。
回顾楚国舆论战开展的历程，春秋时期，楚国的整个实力处于上升阶段，因而在对外开展的舆论战的过程中，多是以进攻的形式展开，即使是面对齐国、晋国这样的强国围攻，仍然能够熟练的运用舆论战予以化解。
然而进入战国时期，楚国被旧有的体制束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导致国力迅速衰落，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