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狐狸精”大多都不是一个好词。“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白居易这首《古冢狐》描绘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狐狸精”形象。然而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变为人形的狐狸并不总是美艳动人、惑人心智，它们不仅以“狐仙”身份帮助百姓解决生活问题，还勤学好问、满腹经纶，成为下至百姓、上至官员都信服的“守护神”……作者：白杏珏狐狸是怎么“成精”的《抱朴子》：“称成阳公者，狐也。”狐狸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精”？先秦两汉时期，已有大量动物神怪的原型，但这些神怪并不靠“修炼”而成精。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盛行，常人可以通过修炼而成仙人，那么动物也可以通过修炼而成精怪。其时，名士们为了修道，常常独自进入深山，经常遭遇化作人形的野兽。晋代葛洪《抱朴子》中就记载了大量实例，例如山中狐狸化作人形，其名为“成阳公”（《抱朴子内篇·登涉》），只要登山者能正确叫出它的名字，便不会受到伤害——这就是“狐狸精”的起源。狐狸要修炼成精，恰如道士修仙，首先要追求长寿，满足“物老成精”的基本要求（根据西晋著名神仙家郭璞的论断，狐狸至少要活到五十岁才能成精）。其次，有一正一邪两条“进阶”道路：一是老实修炼、苦熬年岁，恰如读书人闷头读书、不问世事；二是“变化为妇人”，吸取人类精气，走捷径快速升级。显然，第一种道路虽是正道，走起来却困难重重，甚至有被误解的危险。魏晋志怪的里程碑式作品《搜神记》中，有一则以西晋名臣张华（《博物志》作者）为原型的精彩故事，其主人公便是一只走“正道”的狐狸：燕昭王墓前一只斑狐修炼了足够的年头，能变作人形，便想要化作风流书生拜访张华，自信自己的才貌能够折服这位享有盛名的文臣。临行前，它问同在墓前的千年华表木，“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对方提醒它，机智过人的张华可能会识破它的伪装。果不其然，张华一开始虽“雅重”它，与之谈经论道，不料这位书生狐卖弄学问过度，不仅畅谈文章、声韵，更“比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在学术上全方位击败了张华，也引起了他的疑心，顿悟“天下岂有此少年！若非鬼魅则是狐狸。”最终用千年华表木燃烧，照出斑狐原型，将其击杀。狐狸的正面形象起源于何时《水经注》：“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早在战国时期，狐狸就以“狐假虎威”的绝妙伎俩证明了自己的智慧（《战国策·楚策一》）。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折射了古代中国对于狐狸的一般认识：狡猾。一方面，这是一种道德评判，暗含了对策士的讥讽；另一方面，这说明古人认为狐狸是一种聪慧机警的动物。人们对狐狸的这种认识，并非臆测，而是源于狐狸的真实习性。在郦道元《水经注》中，载有狐狸“听冰渡河”的表现：“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水经注·河水》）如果说“狐假虎威”的故事只是人类附会的寓言，那么“听冰渡河”则是可靠的现实细节，这一谨小慎微的举动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狐狸要修炼成精，可以走歪门邪道，也可以走正道；正经修炼的狐狸，如同《搜神记》中的斑狐一样，要熟练掌握儒学正统经典，跟一般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这些流窜在深山老林里的聪慧动物，同样要通过课堂学习来获取知识，而它们的教书先生则是“胡博士”（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制度，遂以“博士”为学者之称），是一位既能教人类学生、又能教狐狸学生的好老师。据《搜神记》卷十八记载，“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中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乃是皓首书生。”山林之间，诸位狐狸学生围坐老师身边，专心听讲、认真学习，可谓是一道奇景。由此可见，选择读书道路的狐狸，是狐狸群体中最为上进的一批，也是人们最为喜爱的一批，它们是狐群的骄傲，也是千千万万读书人的缩影。古代信仰中为什么会有“狐仙”《朝野佥载》：“无狐魅，不成村。”在上古传说中，早已有了以狐狸为原型的神仙信仰，那就是记载于《山海经》中的“九尾白狐”，后来成为西王母的座前神兽。随着两汉、魏晋的神仙信仰发展，好学不倦的狐狸自然也有了一定信众。平民百姓先是崇拜西王母，后来便开始独立崇拜狐仙，认为这种活跃于乡野的“小神仙”能够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诸如疑难杂症、邻里纠纷、财政困难等等。至唐宋时期，狐仙已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故而有“无狐魅，不成村”的谚语。狐仙与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甚至连饮食都与人相同；若是主人招待不周，狐仙可能迁居到别人家。明清之际，狐仙则大规模从村野进入城市，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大城市。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载，“齐晋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为患，北人往往习之，犹岭南人与蛇共处也。”这里的“狐怪”指的是尚未修炼成狐仙的狐狸，可见当时京城人家大多与狐狸比邻而居，却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周边地区仍有狐仙信仰的痕迹，为“四大门”中的“狐门”。“四大门”又有财神爷的称呼，与灶王、土地神等民间神明功能相似，主要庇护农民的经济生产及家庭事务。根据民俗学者李慰祖的田野调查，“四大门”中有“俗凡”与“神圣”之分，俗凡的狐狸遇到人便会逃避，跑起路来是乱窜的；神圣的狐狸两眼放光，走起路来安然稳步，见人并不逃避。百姓信仰狐仙，是为了求平安、增家财，而官员信仰狐仙，则是为了保仕途平安。根据清律，官员要经常调任异地，避免形成地方势力。部分官员相信，有一类狐仙长期居住在府衙中，专门负责守护官印，被称为“守印大仙”如果到任之后不及时祭拜狐仙，便会有丢失官印的危险。官员出于对狐仙的敬畏，不会直接描绘其形貌，只是在府衙中专门留出狐仙的住处，设立牌位加以祭祀，通常被称为“大仙楼（堂）”。如今，我们还可以在平遥县署、宾州府衙、台湾县署等府衙遗迹中找到这些“大仙楼”。以平遥县衙为例，大仙楼位于县衙最深处，紧挨着官员居住的内宅，具有很强的私密性。该楼为元代建筑，底层为知县吃饭的餐厅，二层为木结构建筑，面阔三间，殿内供奉守印大仙。据平遥当地传说，该楼在元代就已经为供奉狐仙的场所，狐仙帮助平遥县尹找回了丢失的官印，因此县尹为其立牌位以祭祀。此后，清代历任平遥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均奉狐狸为“守印大仙”。清代以前，并没有狐仙为守印大仙的确切记载，这一传说起源于元代并不可靠；但平遥历任知县入驻县衙后，都会拜祭“守印大仙”这一事实，确为清代官员狐仙信仰的例证。在清代文人所著的志怪笔记中，狐仙不仅参与士人雅集，还能监督官员的执政水平、道德操守，这在大学士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体现最为明显。《滦阳消夏录》记载，沧州有位刘孝廉，家里住进了狐妖，不堪其扰，当地知州董思任自告奋勇去“除妖”，不料狐妖却振振有词地说，“你虽为良吏，不取人钱财，但也只不过是图个虚名而已。”把这位董大人说得满面羞惭，讪讪离去。作为朝廷大员、文坛领袖，纪晓岚积极推广狐仙的正面形象，使得士人们广泛认可了狐仙的地位，尊其为守护神。自魏晋至明清，文人们已充分认可狐仙的智慧与勤奋；走正道修炼成仙的狐狸，恰如文人一路读书科考获取功名，因此能够获得官员的尊重。从乡野到府衙，狐仙依靠才智被士人阶层的认可，成为了官印的守护神，同时也替人民行使着监督职责，可谓是“职多不压身”了。（原标题：中国古代的另类“狐仙”）来源：北京晚报编辑：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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